新新聞／習近平「搞文革」不讓群眾鬧革命

▲圖／美聯社／達志影像

撰文／朱易（新新聞）

文革爆發時，習近平十三歲。父親習仲勛因涉反黨案件，前一年已被下放。習近平淪為少年「黑幫家屬」，連參加紅衛兵的資格都沒有。下鄉七年是他人生轉捩點，造就了他看待文革獨特方式，也形塑了他今日的政治風格。

中國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許紀霖在總結「紅衛兵這一代人」時曾說，這代人的人格塑造在文革當中基本已經完成。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確實是這樣，他的許多作為，既來自文革、也來自毛澤東，學習者多、創新者少。

在習近平掌權三年半之後，到處聽得到「二次文革」的聲音，因為習的作為喚起許多人關於文革的記憶。這其中包括習近平瘋狂集權，大搞個人崇拜，也包含中共黨內以反腐為名大搞整風，禁止黨員「妄議中央」，強調各種「政治規矩」，更包含對知識分子的整肅手段，從封殺網路大V到亂扣帽子、電視認罪等。

頭銜滿滿，名片塞不下

毛澤東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前，就已經取得「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黨內地位。根據毛私人醫生李志綏的回憶錄，黨內排名第三的周恩來（第二是劉少奇）一次在拿地圖給毛澤東看時，也只能趴跪在地上慢慢打開。

習近平也企圖擁有那樣的地位。不過，沒有革命功勳帶來的影響力，習近平首先需要的是頭銜，所以除了中共最高領導人歷來傳承的中央外事領導小組、中央對台領導小組組長頭銜，又新創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組長等。

就在四月間，習近平又新增了一個頭銜：「中共中央軍委聯合指揮作戰中心總指揮」。這是他在中國媒體出場時的第四個正式職稱，排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之後。加上習的其他頭銜，估算已達十五個，一張名片恐怕塞不下。

透過這些中共黨內小組的設置，習近平跨過了中共黨、政的界線，經濟、國安、政法問題一把抓。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晾在一邊，「習李體制」成過眼雲煙，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分管各自領域的「九龍治水」局面徹底打破，一切都由習主導。

有如當年毛澤東「引蛇出洞」陽謀

習近平不只集了黨、政、軍權，甚至集了屬於社會、個人的權力和權利。他強調共產黨對學校、司法、企業、網絡、非政府組織，還有對媒體的領導，實際上就是把社會上個人的權利，包括個人應擁有的說話權利以及出版、集會結社、表達意見等等權利一股腦全部收入麾下。

今年四月二十六日，習近平在安徽合肥召集了知識分子、模範青年講話。他說，對待知識分子的批評意見，只要出發點是好的，即使不正確也要包容寬容，絕不能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

或許是日子巧合，習這段話讓人想到毛澤東「反右」前的「引蛇出洞」。那是六十年前、一九五六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毛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期望知識分子「大鳴大放」。但隨後發覺知識分子都是階級敵人，才說這是「引蛇出洞」，是場「陽謀」。

除此，習近平還在二月間要求中共各級黨委班子成員要重溫毛澤東《黨委會工方法》，此前更要求中共黨員要走「群眾路線」，要在黨員生活中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而一再出現的「電視認罪」，更被視為文革遊街示眾的現代版。

今年二月間，在習近平要求「黨媒姓黨」之後，公開在網路微博上提出反對意見的任志強，遭遇中國官媒群毆，並引發任志強後台、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與中宣部的一場暗鬥。那場官方媒體指名道姓、潑婦罵街似的十日群毆，被指稱為「文革十日」。

許多人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是在「大躍進」受挫權勢下降後，期望藉此打倒劉少奇及黨內敵對分子，以恢復雄風；而習自今年三月間遭遇「公開信」事件打擊之後，五月三日就刊發他年初的一篇講話，要求「鬥爭須除惡務盡」，因而引發各種揣測。

「文革十日」媒體公然打群架

更值得探討的是，習近平腦中的文革究竟如何模樣？

中共「紅二代」看待文革的方式充滿矛盾，他們在崇拜毛澤東的氛圍中成長，在文革的歲月中遭受迫害，但他們不像另一些下鄉知識青年終於「覺醒」，開始與毛劃清界線，「紅二代」始終是毛的忠實信徒。

做為「紅二代」的一員，習近平看待文革的方式與他的文革經驗相關。

少年「黑幫家屬」，夠槍斃百次

文革一九六六年爆發時，習近平十三歲、薄熙來十七歲，兩人命運大不相同。薄熙來當年至少曾經囂張一時，但習的父親習仲勛受小說《劉志丹》涉嫌反黨事牽連，一九六五年下放，所以習近平連參加紅衛兵的資格都沒有，階級成分是「黑幫家屬」。

一個初中階段的孩子被列為「黑幫家屬」，很難想像習近平當年的處境。他一次接受媒體訪問時透露，文革期間曾經被人揪出來問說：「你覺得自己的罪行有多重？」習回答：「你給我估計估計，夠不夠槍斃。」他們說：「槍斃夠一百次了！」那年，習近平十五歲。

這樣的日子一直熬到將近十六歲，習近平逮到了「上山下鄉」機會。這七年下鄉，由抗拒到接受，再成為典範，是習近平人生的轉捩點。一次在談及中國知青文藝時，習近平說：「現在有的作家在作品中把知青寫得很慘，我的感覺並不完全是這樣。我只是開始時感到慘，但是當我適應了當地的生活，特別是和群眾融為一體時，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實。」

習近平下鄉的特殊經歷，造就了他看待文革獨特的方式，既不同於中國自由派人士的全面否定，也不同於「左」派人士的一味唱紅。他沒辦法學習、也不喜歡毛澤東那樣發動群眾，讓群眾跟著感覺走、踢倒黨委鬧革命，因為他沒把握能像毛那樣收放自如，所以他不同於毛的憎惡官僚機構，而是相信黨的絕對領導。

因此，在集權之外，習近平要求紀律與忠誠。去年一次對軍隊領導幹部講話，他說：「任何人的不越過政治紀律、政治規矩的紅線，越過了就是大忌，就要付出代價」。另一次，同樣是對軍隊講話，他說：「對黨絕對忠誠，要害在﹃絕對﹄兩個字，就是唯一的、徹底的、無條件的、不攙雜任何雜質的、沒有任何水分的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