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震／更細緻的社會政策立法　才是社會正義

文／甘獻基（巴黎第二大學法學博士生）／筆震

每逢台灣的選舉期間，各種社會議題諸如幼兒津貼、公立托兒所、（免費）學童營養午餐、單親家庭、老年長期照護等，總是被拿出來作為選舉政見。因牽涉到政府財政因素，各種「選舉支票」的開或不開、加碼或跟進，很容易流於口號，以致選舉激情過後，相關議題很容易再被遺忘。筆者不揣淺薄，趕在選舉熱潮之前，提出一點對社會政策相關議題的建議，希望能提供給未來所有的政治參與者多些思考方向。

各種社會政策核心理念是社會正義。用比較通俗的語句描述，就是要對社會上的資源做更公平合理的分配。順著同一思維再用更白話的解釋，就是由手上握有較多資源的人（富人），依照其能力的高低，負擔對社會較多的貢獻以及幫助資源較少的人（窮人），使資源較少的人（窮人）也能更獲得基本、合乎尊嚴的生存條件。我們通常是藉由政府的稅收來達到這個所得重分配的效果（收入高者多繳稅，收入低者少繳稅），也有部分是透過民間管道（私人捐助、私人基金會）來互相幫助。

在過去台灣常見的思維模式中，常處於富人／窮人兩種相對的概念，事實上貧富之間的關係與其說非彼即此，毋寧說是在一個由高往低下滑的曲線關係，亦即，有月薪數十萬，有月薪十萬，也有五萬，乃至三萬以下。換言之，在二分法之外，這中間其實是存在很多個「間格」。所以，「XX津貼一律排富」或「營養午餐全部免費」，都可能是跳得有點快的作法。在「全面使用者付費」與「全面政府補貼」之間應該容許更細緻的區分，較為理想。

▲示意圖／攝影者SungHsuan Wang, Flickr CC License

其實台灣人對這套模式其實不陌生，因為我們的全民健保就是採用這套機制。以民國106年的現況來說，依照月薪收入（投保薪資）高低，從21009元到18萬以上之間，區分成50個分級，每個人依照收入高低繳納不同的保費，對同一個社會互助機制（健保基金）提供不同程度的貢獻，讓大家都能平等的享受相同水準、符合基本人格尊嚴等級的公共醫療服務，這是很好的社會互助實踐。

以筆者在法國的觀察經驗來說，法國政治意見分歧的程度比起台灣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左右派長期對抗），但在社會議題上，已逐漸發展出高度的社會連帶互助意識（solidarité），所以前述的能力高低負擔不同社會成本的思維，表現在各種社會性的服務特別有參考價值。

法國從公立幼稚園以上的公立學校幾乎都是免學費（對外國人也是），但三歲以前的公立托嬰中心鐘點費用、小孩在公立學校吃的學校午餐、學校的課後照顧（類似台灣的課後安親班）要繳錢。各地方政府的作法略有不同，但大致來說，繳費的數額是家長先去申報家庭所得、家庭小孩人數，依照家戶的小孩人數、收入金額的不同，所在的地區政府核算不同等級的費用、再另外收費。

拿學校午餐為例，同一份餐點，經濟弱勢家庭的小孩每餐可能只需付10到20元台幣（不到1歐元），而經濟能力好的家庭的小孩每餐約負擔100到150台幣（4到5歐元之間）。但大家都是吃同樣的餐點。

如此作法有很多好處。

每個小孩在學校都是有繳費、平等的圍在桌邊吃相同的餐點，既兼顧小孩的尊嚴感受，也沖淡不同階級的對立。而經濟能力不同的家長依照能力高低對餐費（同理用在托兒費用、課後照顧費用）有不同程度的貢獻，可以達到調和階級差異、城鄉差距的立法目的（城市的父母所得可能較高，多繳費用的餘額可用來平衡鄉村收入較低地區的不足）。

最後，從政府的角度來說，透過這種社會連帶互助式（改良後的）「使用者付費」模式，各級政府不用負擔該項社會扶助政策全部的費用，從而對政府的財政壓力會較小，亦即整套社會扶助政策較容易長期穩健的持續經營，較不受財政或特殊補助波動的影響（如新北市某小學的營養午餐費用是由核電廠回饋金支應，核電廠發電減少，回饋金降低，讓營養午餐失去挹注的財源），進而能建立長期穩健的社會扶助、照護機制，讓政府有能力開展其他更迫切的照護需求，如建立足夠容量的公立托兒托嬰中心、老人長期照護中心，以期回應我國人口老化的問題。

相同的，這套量能區分也適用在政府對人民的各種補助。易言之，過去為了便於行政作業，各種補助、津貼的核給機制通常是「有/無」二分法。所以民眾可能會計較資格條件的符合與否，比如去年有領取（中）低收入戶補助，今年薪水增加幾千元，結果全家收入「剛好」超過門檻，所有的（中）低收入戶補助就被取消。如果我們將（中）低收入戶補助沿著經濟能力的高低增加更多一些的級距，補助金額從5千到1萬5不等，使領補助金的家戶，一面增加工作所得的同時，政府的補助金漸次減少，如同醫院的復建治療階段，鼓勵受扶助人建立完整的自立能力的同時，來自公眾的扶助也不立刻間斷，或許更能有效協助人民脫貧自立。

法國的社會連帶互助意識（solidarité）源自法國大革命時人權宣言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中的博愛精神（fraternité），而博愛精神的緣由又與西方基督教文化傳統及教會在中世紀時期扮演的社會濟助角色息息相關。至今法國在談社會政策時，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口號仍是同等重要的。

自由、平等這兩個人權宣言（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的口號是個人主義的展現，如果沒有博愛與他們接連、調和、使其更高尚，則整份人權宣言的文字就只是到處潛藏著自我為中心的利己主義，還有對他人的嫉妒。博愛賦予了人權宣言缺少的人性、情感還有溫度。人們只有在彼此是兄弟時，才會是自由且平等的，而自由、平等只有在人們彼此間是博愛時才會有意義。

【出自法國已故憲法學者Philippe ARDANT在La notion de fraternité en droit public français（暫定譯名：法國公法中的博愛）一書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