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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悲情城市》與台灣的第一座金獅獎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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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台灣政治解禁,黨外運動初獲階段性成果,加上當年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社會對白色恐怖餘悸猶存,威權陰影猶未散盡。《悲情城市》在台灣的轟動,讓它不只是一部電影,更是一個社會現象。

▲《悲情城市》在台灣的轟動,讓它不只是一部電影,更是一個社會現象。(圖/中央社)

轟動全國的金獅獎

1989年,義大利時間9月15日晚間,第46屆威尼斯影展舉行頒獎典禮,入圍國際競賽單元的台灣電影《悲情城市》,一如頒獎前夕的四處流出的小道消息,拿下這個影展的最高榮譽「金獅獎」,這是台灣電影第一次在地位崇高的歐洲三大影展中,得到最高榮譽。

儘管那是1979年中美斷交、台灣退出聯合國的10年後,台灣在國際間陷入「亞細亞的孤兒」的外交困境,1989年的威尼斯影展,也因中國政治干預,場外懸掛入圍影片國家的旗杆上,原該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的旗杆空蕩蕩。但獲得金獅獎的《悲情城市》,仍讓這個國家的名字、故事,隨著這部電影的捷報,出現在全世界各大報的報導之中。

台灣時間16日一早,台灣主流大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民生報」,皆以頭版頭條大篇幅報導,送進家家戶戶。一攤開報紙,就能看見《悲情城市》導演侯孝賢笑意滿盈捧著金獅獎座的照片。

這是台灣電影首次成為轟動全國的頭版新聞。17日的「自立早報」報導《悲情城市》代表團載譽歸國時,更以「好比少棒初奪世界冠軍」為標題,形容轟動程度。

《悲情城市》除了是第一部在歐洲三大影展之中獲得最高榮譽的台灣電影,它是台灣電影史上,第一次採用同步錄音技術進行拍攝的電影;它是侯導第一次挑戰歷史題材;更是台灣在1987年宣布解嚴之後,第一部敘述二二八事件的影視作品。

1989年,台灣政治剛解禁不久,黨外運動初獲得階段性成果,加上當年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社會對白色恐怖餘悸猶存,威權陰影仍猶未散盡。《悲情城市》在台灣的轟動,讓它不只是一部電影,更是一個社會現象。

《悲情城市》在全台盛大上映,根據國家電影資料館的「1990年電影年鑑」記載的票房紀錄,《悲情城市》的台北票房約6600萬台幣,全台票房雖沒有確切紀錄,但以過去的估算方式,全台票房通常是台北票房的2倍左右,刷新當時國片影史票房紀錄。

而若以當時約莫110元的國片院線票價粗估(當年國片與洋片的票價不同),台北票房6600萬台幣的《悲情城市》,在台北市換算出的觀影人次約為60萬人次,而當時的台北市人口,約為270萬人。也就是說,在當時的台北市,幾乎每10人中,就至少有2人看過《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不但票房轟動,1989年的年底正值縣市長大選與增額立委補選,是解嚴之後,國民黨與民進黨在政治版圖上的重要對決,不少候選人將《悲情城市》的主題曲,作為競選音樂。「悲情城市」四字,也成為彼時政治議題愛用的熱門詞彙。

台灣新電影逆境中遲來的肯定

《悲情城市》獲得金獅獎,也為從1982年開始的「台灣新電影」運動,奠定了難以撼動的崇高地位。

從《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開啟的新電影運動,雖曾在因題材疲乏的國片市場中展現新意,獲得不錯的票房,但風光只維持2年。後來,新電影作品雖在歐洲各地影展屢獲肯定,但與過去電影題材、形式截然不同的新電影,仍屢屢因為票房不佳,招致保守媒體與影評人的批評,背負「票房毒藥」的罵名。

保守輿論的批評與質疑,使得新電影主要創作者,以及當時擁護新電影運動的影評人、記者與文化人,在1986年底共同連署了由詹宏志起草的「台灣電影宣言」,並於1987年1月24日於「中國時報」正式發表。文中對於彼時的政府政策、媒體生態與評論體系,都有沉痛的懷疑,並表達爭取「另一種電影」存在空間的決心。

1988年,在年代電影創辦人邱復生的資助下,詹宏志、陳國富、侯孝賢、楊德昌、吳念真、朱天文等人成立「合作社電影」,《悲情城市》便是第一個進行的計畫,1988年11月25日,《悲情城市》正式在基隆金瓜石的八角亭前開鏡,主要的拍攝地點在九份、金瓜石,也在台北北投、苗栗大湖等地拍攝,拍攝期共65天。

《悲情城市》故事的啟發,來自《人間》雜誌中二二八受難者基隆中學校長鍾皓東生平,及其妻蔣碧玉(蔣渭水之女)的報導,發展出一個虛構的家族故事,劇情中揉雜田調訪談素材、白色恐怖時期的「鹿窟事件」,以及作家藍博洲所撰寫的報導文學《幌馬車之歌》。劇本由侯孝賢與作家朱天文整理出分場結構,再由擅長捕捉口語氣味的吳念真,負責撰寫對白。

而諷刺的是,作為《悲情城市》創作重要參考素材的《人間》雜誌,卻也在《悲情城市》獲得金獅獎的同月,宣告停刊。

梁朝偉飾聾啞攝影師,在演員身上追求真實

此外,當時關於本片的其中一個話題,便是彼時人氣漸昇的港星梁朝偉加入陣容。由於梁朝偉不諳閩南語,侯孝賢也因此把他的角色——林家四子「文清」,改以二二八受難者聾啞畫家陳庭詩為原型,將文清設計為一名聾啞人士。文清和陳庭詩一樣,8歲從樹上摔落而失聰,只能透過筆談與人溝通。這個有口難言的角色,卻也讓本片更多了一層詮釋意義。

除了梁朝偉飾演文清,《悲情城市》主要角色的有專業演員,也有素人演員。專業演員有飾演大哥文雄的陳松勇,飾演女孩寬美的辛樹芬。素人演員中,曾演出侯孝賢電影《戀戀風塵》的布袋戲大師李天祿,飾演林家的老父親;首次演電影的高捷,飾演三哥文良;舞者吳義芳則飾演文清的摯友寬榮,和詹宏志、吳念真、以及作家唐諾(謝材俊)、張大春等人,是片中的知識分子,負責帶出那個時代下的社會、政治氛圍。

而彼時已確立長鏡頭美學的侯孝賢,也是從《悲情城市》開始,在拍攝現場漸漸捨棄劇本,讓演員自己發揮。詹宏志就曾回憶,侯導不給非演員看劇本,以免照本宣科。侯孝賢在拍攝現場,口頭向非演員描述角色的生平、故事。

為了避免各種背景的演員,在鏡頭前演得太用力,侯孝賢也開始「騙」他的演員,在拍片現場假裝試戲,其實是趁他們最放鬆的情形下,拍下最自然的表現。而這個拍法,也讓陳松勇登上金馬獎影帝寶座。

此外,已經獲得金獅獎認證的《悲情城市》,雖在第26屆金馬獎中,入圍最佳劇情片、導演、男主角、原著劇本、剪輯、錄音與攝影等6個獎項提名,但最後卻與最大獎最佳劇情片失之交臂,評審團選擇將這個獎,頒給香港導演關錦鵬的《三個女人的故事》。包括關錦鵬在內,輿論都對這個得獎結果,感到不解與遺憾。

苦悶的破口,時代的代表作

《悲情城市》雖然獲得媒體、觀眾的力挺,但在首次可以開誠布公討論政治禁忌的當時,還是遇到一些批評。有人認為作為解嚴後首部描述二二八歷史的電影,對於這段史實處理得太迂迴;也有人認為,文清的好友寬榮逃至深山投入地下組織,並遭憲警繳獲的情節,由於取材自白色恐怖初期的「鹿窟事件」,對於一部講述二二八歷史的電影而言,是混淆了時代與歷史。

在政治初解禁的台灣,創作風格逐漸成熟、厭惡威權的侯孝賢,不但掌握時機拍出《悲情城市》,更因為金獅獎的背書,他與台灣新電影運動的重要性終於在國內獲得承認,獲獎聲勢與題材,使得《悲情城市》成為台灣釋放過去各種壓抑心境的重要破口。

對深愛藝術電影、深愛侯孝賢作品的影迷而言,侯孝賢最好的作品不一定是《悲情城市》,也有不少人更愛其後的《戲夢人生》、《南國,再見南國》。但對更多人而言,為台灣社會道出壓抑心情,成為社會現象的《悲情城市》,更像是侯孝賢、台灣新電影的同義詞。

(本文出自文化+雙週報第51期「悲情城市30年」,1/6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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