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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人命的選擇 歐洲千年疾病的歷史宿命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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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2月下旬爆發武漢肺炎境內感染後,很快成為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而短短不到一個月,這波病毒風暴已席捲整個歐陸。很多人感到驚訝,文化悠久、醫療進步的歐洲國家,為何竟會對病毒如此不設防?其中一項主流說法認為歐洲「缺乏經驗」,不像台灣曾經歷過SARS慘痛教訓,才會掉以輕心。

誠然,從這次各國政府的防疫宣導來看,歐洲多數國家似乎對應付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相當陌生,防疫觀念與亞洲國家有很大落差。義大利衛福部一開始的文宣,特別強調「僅有病人須戴口罩」,義大利民防部發給第一線護士、急救員的口罩,竟是一扯就破的混織材質,不是合格的醫療口罩,引起醫界憤怒抗議。

▲短短不到一個月,武漢肺炎風暴已席捲整個歐陸。(圖/中央社)

但若說歐洲對疫情缺乏經驗也不精確,因為這塊古老大陸對「瘟疫」再熟悉也不過了。義大利從兩千年前古羅馬帝國時期開始就是歐洲交通貿易中心,當時往來繁忙的商船或出征軍隊,已有數次帶回瘟疫傳播的紀錄。

現在英文使用的「隔離」(Quarantine)一字也源自義大利語,意指40天。在中世紀時,歐洲雖還不認識病毒概念,已知道瘟疫靠接觸傳染,因此外來商船、貨物應隔離30到40天。

14世紀時重創全歐的黑死病,是博物館內不少中世紀畫作的主題,畫作通常以晦暗色調,寫實刻畫廣場上成堆的死屍。在時隔700年後的今天,看來依舊怵目驚心,對照當下北義重災區必須出動軍隊運屍的悲傷畫面,更有種時空交錯的既視感。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歐洲對抗瘟疫的經驗,在疫情爆發初期,反而成為說服群眾放鬆的理由。米蘭市長在疫情開始時曾援引歷史,強調米蘭已克服過更多磨難,無需害怕武漢肺炎這種「重感冒」。

在疫情加劇後,米蘭市長和許多政治人物都承認自己誤判,不過義大利對抗瘟疫的歷史還是一再被援引,成為帶給民眾心靈慰藉的盼望。

例如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3月中旬以徒步朝聖方式,獨自前往羅馬市中心,向傳說曾行神蹟拯救羅馬脫離瘟疫的十字架禱告。

歐洲多數國家皆信仰天主教,梵蒂岡位在義大利首都羅馬,天主教精神對義大利政治、社會、文化的影響更是無所不在,其中最強烈的信念是人本價值。

因為高度尊重每個人的自由、權利,衍生的「個人主義」對防疫恐怕有些負面效應,故新聞上常看到崩潰的市長,怒罵追趕不遵守隔離禁令的部分市民。

但天主教精神的內化,也讓義大利即使在疫情最慘烈的情況下,還是努力保障每個人的自由與人權。因此雖然中國近來積極向歐洲輸出「中國抗疫模式」,提供醫療團、呼吸器、口罩的一條鞭支援,往往還是橘逾淮為枳,成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樣貌。

以封城為例,義大利政府雖不得不下達關店、禁足等各項限制性措施,義國總理孔蒂還是在媒體專訪中聲明,限制人身自由必須符合比例原則,「我們不在中國」。

義大利規定監獄囚犯暫時禁止會見親人,加上囚犯擔心獄中集體感染,引發全義監獄大暴動,呼籲政府提前假釋輕刑犯。同樣事件在中國發生是不可想像的,一旦爆發將是血流成河的鎮壓。

中國調度大批醫護團隊到武漢支援時,官方媒體用出征的逆行者來歌頌這些勇敢醫護,但其中許多女醫生被剃光頭落淚的畫面,在社群網路上引發爭議。

相對北義重災的倫巴底大區急缺醫療人員,義大利政府幾次公開徵求醫護,開出名額300位,報名者都是數千位。這些低調前往前線的義大利醫護,有些女醫生默默剪掉了長髮,有些超過一個月無法跟孩子親密接觸,但義大利不會幫他們辦敲鑼打鼓的壯烈送行,也沒有文宣式的集體斷髮儀式。

中國武漢封城的居民,在被政府壓制枉死的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師過世時,發動「全城吹哨」,在陽台上發出淒厲的悲鳴。義大利封城的民眾,每天傍晚拿起小提琴、吉他或家裡任何樂器,在陽台上舉辦快閃音樂會,祈願疫情早日過去。

由於政風民情價值迥異,當中國把對內的防疫文宣手法搬來歐洲外交場域,一開始曝光效果雖然不錯,但在言論自由精神根深蒂固的歐洲社會,樣板戲看多了,有人就會質疑矯情。

義大利右派領袖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在國會砲轟,若非中國當初隱匿造成疫情擴散,如今怎會全球受害,法國總統也在義國媒體專訪中諷刺,法、德捐贈義大利也不少,只是沒像中國這樣刻意宣傳。

面對同樣病毒,全世界科學家或能提出一致的防疫方式。然而每個社會在疫情時代的處世之道,卻會因自身不同的歷史經驗、宗教信仰、文化薰陶,呈現截然不同的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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