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昌狗仔案燒！當東廠鬥爭政敵，怯戰神指揮的長鏡頭實現了誰的正義？

文／退休醫師、《要有一個人》作者楊斯棓​

當東廠鬥爭政敵，怯戰神指揮的長鏡頭實現了誰的正義？

​一齣政治B級片續集，總比第一集更不堪入目。前一幕，是倉皇辭廟的貞女，為自己匆忙搭建轉眼全垮的貞節牌坊；這一幕，則是男主角終於從後台走出，卻不是為了謝罪，而是搶過麥克風，鞏固台下漸漸走散的觀眾。

​神隱三日，國昌先生終於開了直播。這在數位時代，等於古代帝皇的「下詔罪己」。萬民翹首以待，以為會聽到一番沉痛反思，豈料等來的，是一場暴怒的控訴，一場將偷拍高舉為聖戰、將「狗仔」一詞重新定義的語言魔術。

​他長期宣稱「吹哨者保護協會」是為揭發執政黨的滔天大案。

然而，當他高喊「全國最大的狗仔集團就是鏡傳媒」時，其聲嘶力竭的模樣，卻不像一位揭弊的聖徒，反倒更像倫敦東區被警察堵在暗巷裡的小偷，情急之下，指著警察的鼻子大喊：「你才是賊！」

​最令人拍案叫絕的，是他為自己的跟監行為，找到了一個閃閃發光的詞彙：「反蒐證」。

​公眾的質疑倒海而來，以前連羅福助之流，也嚷嚷自己幫眾是要替「天」行「道」，動輒可以關立院同仁狗龍，或抄起立院報夾，以「伸張正義」為名，把立院同仁打得頭破血流。

​黃國昌當然不像羅福助使用肢體暴力，他用的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暴力，就像東廠，就像秘密警察般的對付立院同仁、對付他本該以正當途徑質詢的官員，甚至是對付柯文哲。

​東廠是一台恐怖機器。大明帝國末年，只因東林黨官員上疏彈劾權宦魏忠賢，東廠便羅織「受賄」罪名，將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等「六君子」直接逮捕下獄，在法外之地用盡酷刑，將一代忠良活活折磨至死。其核心之惡，便是將政治鬥爭包裝成罪案，以私刑取代國法。

​而秘密警察之害，台灣的記憶猶新。

​戒嚴時期，《自由中國》的雷震先生只因籌組反對黨，挑戰威權統治，便被警備總司令部扣上「知匪不報」的大帽子，由軍事法庭判處十年徒刑。

​所謂的「罪證」，不過是他追求民主的言論與行動。這種將異議者打成敵人的手法，正是秘密警察踐踏人權、鞏固權力的模式。

​試問這「替天行道」的「吹哨者協會」，金主是誰？

​跟監了這許久，究竟「跟」出了什麼驚天大案？

​眾人的提問，指向一個核心——那具本應對準權力腐敗、替天行道的「戰神的長鏡頭」，怎麼成了窺探政敵私域、打擊異己的私家工具？

​而這具長鏡頭究竟捕捉到了什麼？不是叛國的密約，不是金權的交易，而是一場醫師節的晚宴。

​一位無意從政的女醫師，在與同行的聚會上，向一位政治人物請益關於「原住民健康不平等」的議題。如此專業、文明的場景，透過長鏡頭的稜鏡折射，再由政治盟友的口中散播出來，竟成了一場充滿「粉味」的曖昧飯局。

​然而，劇本的拙劣，正在於它低估了角色的尊嚴。這位田醫師，沒有哭訴，沒有憤怒，而是以一篇溫柔而堅定的文字，祝自己「醫師節快樂」。

​她坦然承認對政治人物的尊敬，源於對方能聆聽批評；她優雅地將「粉味」的詆毀，轉化為對身處困境、努力生存的女性的讚美。

​這種從容與格調，將一場精心策劃的抹黑，變成了一面映照出窺探者內心齷齪的鏡子。

​當時那篇充滿人性光輝的證言，比任何政治人物的咆哮，都更清晰地揭示了：那具「戰神的長鏡頭」，最終對準的不是什麼巨奸大惡，而是普通人的尋常生活與專業交流，其目的不在揭弊，而在於製造羞辱，「只要你是我政敵的朋友，我一併羞辱你」，此乃黃氏邏輯。

​也因此，滿城喧囂的，盡是些瑣碎卻致命的對黃國昌的提問：

​你認不認識那位辭職的謝姓女記者？

​你是否現身於安和路二段七號四樓的秘密會議？

​你的手機裡，是否曾打出「感謝，XX收隊，辛苦了」的指令？

​而正當這些問題還在空中迴盪，現實的劇本，竟比任何諷刺文章都走得更快、更決絕。

​那家刊登偷拍內容、為其發放臨時採訪證的《菱傳媒》，今日一早，傳來了它的訃聞。

​何其諷刺！這場景，簡直是十多年前英國「竊聽門」醜聞的廉價台灣復刻版。

​那家擁有168年歷史的《世界新聞報》，並非死於經營不善，而是死於倫理的癌變——旗下記者為求獨家，大規模非法竊聽政要名流乃至一位被謀殺女孩的語音信箱。

​醜聞的關鍵，不僅在媒體的墮落，更在於媒體與權力的緊密勾結：該報前總編輯庫爾森（Andy Coulson），轉身便能進入唐寧街十號，成為首相卡麥隆的通訊總監。最終，傳媒大亨梅鐸為了保住更大的商業利益，才忍痛將這張百年老報送上祭壇。

​如今，在台灣這座舞台上，劇本幾乎一模一樣：一家媒體，因捲入政治人物的監控疑雲而被賜死；一位本應監督權力的記者，被指控與權力核心過從甚密。

新入主的台鋼集團，其「快刀斬亂麻」與梅鐸的壯士斷腕，背後的邏輯，皆非新聞倫理的幡然悔悟，而是資本對於品牌汙點的零容忍。

​看門狗還沒咬到賊，卻先被真正的主人一槍打死，因為帶牠出門的輕狂主人，玩得太low，玩得太沒底線，玩得實在太過火。

​​​試問揭弊的行為本身，是否可以超越司法？

​一個人，或一個協會，能否自詡為正義的化身，從而擁有極不對稱的、不受節制的監控權力？甚至是偷拍後開直播引導受眾看圖說故事，輕鬆毀人名節，陷受害者被舉世鄙夷？

​那熊熊烈焰，最終恐怕只會證明一件事：當一位「戰神」，因怯戰而神隱三日，再以咆哮取代回答時，他離那座為自己量身訂做的 Guillotine（斷頭台），也就不遠了。

​當然，在今日台灣，這座 Guillotine，是由選票、民意、歷史的評價所打造。

​它即將揮斬的，是一個曾經令人期待、如今卻被無數個「不敢回答」所侵蝕，甚至已開始陪葬掉媒體性命與公民尊嚴的政治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