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浦釗觀點》從表揚間諜到台商當傳聲筒：中國正在改變台灣認知

洪浦釗／前東海大學中國大陸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執行長、政治學博士

中國近日將在台共諜吳石的福州故居列為國家安全教育基地，中國不是在紀念一名共諜，而是在替滲透行為建立正當性。曾經在滲透體系中扮演特定角色的個體，如今被轉化為忠誠與犧牲的政治圖騰。這種轉換不只是歷史評價的變動，更是高度計算過的政治動員。中國以吳石為標竿，將滲透行為轉化為民族大義的敘事，藉此招攬新的追隨者，同時又透過紀念間諜活動來反向收緊社會內部螺絲，正當化其全民防諜的監視體系。這種一方面將對外滲透正當化，另一方面又立法嚴防內部被滲透的雙重邏輯，才是這套國安敘事的核心。

敵人不是被發現的，而是被定義出來的

這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一整套制度的系統性運作。近年中國修訂反間諜法並強調全民動員，透過國安白皮書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不再守在政府機關的高牆內，而是滲透進社會的每個縫隙，成為全民避不掉的義務。當每個人都可能成為被懷疑與監視的對象，這裡的敵人就不是被發現，而是被定義出來的。

這種警覺透露它對操作手段的熟悉

真正驅動這套體系運作的是不斷被強化的敘事。中國國家安全部提出所謂間諜的Ｎ副面孔，將學者、商人、記者、旅客甚至戀人通通套入潛在威脅的模板中。這種分類的關鍵不在於具體行為，而在於無限擴大可疑性。在這種設定下，任何身分都可能成為掩護，間諜不再只是法律問題，而是一種可以隨意投射的想像。社會被推向預設性的懷疑，信任關係被重新編碼，外部世界則被持續描繪為風險與滲透的源頭。

這種全面性的恐懼，其實反映出一種鏡像邏輯。當一個政權將學術交流、商業合作與人際關係通通視為情報管道時，這不只是對外的警覺，也透露出它對這些操作手段的熟悉。換句話說，那些威脅圖像往往是建立在自身的運作經驗之上，再透過敘事加以放大並制度化。

台商發言必須符合中國界定的範圍

這整套國家安全敘事並未停留在中國內部，而是透過政策、宣傳與交流場域向外延伸。更關鍵的是，這套敘事正透過具體互動被帶出中國，再被帶回台灣的輿論空間。

近日台企聯宴請鄭麗文場合就是典型例子。台企聯會長的發言，與國共政治人物內容高度一致，不僅重複「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也將兩岸關係簡化為和平或對抗的單選題，並把政治分歧轉化為經濟成本問題。這些說法看似務實，實際上卻完全落在中國既有的論述框架之中。這已經不是單純立場接近，而是直接在替中國轉述。當這些話由台灣人自己說出口，其效果比中國官方宣傳更具穿透力。

「中國說了算」的陷阱

這套才是國安敘事真正的目的。當國家安全被用來界定敵人時，它同時也在界定什麼可以說、什麼不能說，什麼是合理，什麼會被排除在外。當和平被設定為唯一正確的選項，交流被視為唯一出路，對抗被界定為問題來源時，討論本身就已經被限縮。

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麼要把一名共諜塑造成國安教育的象徵。因為這不只是紀念一個人，而是在建立一套標準，一套誰可以被稱為忠誠、誰會被視為威脅的標準。當這套標準被內化，甚至開始由台灣社會內部自行轉述時，影響就不再只是外部壓力，而會變成一種日常運作的自我制約。

台灣真正需要面對的，不只是滲透，而是當這套敘事被帶進來、被複製、被反覆說出口之後，原本應該討論的安全與制度問題，已經被悄悄換成中國設定好的和平與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