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CTWANT
▲校園學童的身心狀況持續加劇，但專輔老師人力卻不足，也讓教育現場挑戰更加嚴峻。（示意圖／周志龍攝）
「曾有一位小四男童被發現一隻腳跨在學校3樓女兒牆外，學校趕緊進行自殺通報，後續安排就醫的確有所幫助，但孩子仍會回到校園，加上輔導人力不足，因此還是得由學校苦撐因應孩子各種狀況。」一位輔導老師告訴CTWANT記者，「自殺通報就是形式，不好意思地說，更像一種免責。」
根據衛福部資料，2009~2023年間14歲以下兒少自殺通報人次（208人次增至3,365人次）暴增16倍，但自殺死亡率（每10萬人口中，0.1人增至0.9人）仍增9倍。面對身心狀況加劇的學童，教育現場的輔導老師人力卻不足，根據教育部資料，112學年度小學123.5萬人、國中55萬人，但國中小專輔教師儲備量僅2237名，人數落差懸殊。
2024年11月通過《學生輔導法》修正案，國小專任輔導教師員額編制從原本的24班，調降至每20班增置一名專任輔導教師，國中自15班調降至每12班增置一名，預估修法後中小學將再增加603名專任輔導教師，總數將達5,942人。但依照教育部統計，國中預計要到114學年、國小最快116學年才能聘足專業輔導教師員額。
「其實像我們學校編制上應該是有2位正式的專輔老師，但因為市府經費不足，第二位專輔老師是『跨校共聘』，也就是說他除了在我們學校服務，還要去其他學校跑點。」基隆市武崙國小輔導老師柯欣瑩透露，雖然名義上是兩位，但實際上等於只有一位輔導老師全天在校內待命。
柯欣瑩說，當學生臨時出狀況的時候，真的會覺得人力不足。而且專輔老師的工作不只是輔導學生而已，還要跟導師、家長溝通，以及開會、寫紀錄，有時候還要協助整個輔導行政，學生臨時狀況又多，整體來說壓力其實滿大的。
面對校園的憂鬱症學童逐漸增加，第一步會先評估孩子目前憂鬱症的嚴重程度，柯欣瑩會先請家長帶孩子就醫，取得診斷證明之後，學校就可依據診斷提供彈性的學習調整。輔導老師會跟導師或任課老師建立一個「情緒默契」的機制，當孩子情緒快撐不住了，可以迅速讓老師知道。
另外，也會視情況入班進行班級輔導，讓其他同學認識憂鬱症，知道如何照顧自己的情緒及正向陪伴憂鬱傾向的同學，同時避免其他同學認為這些憂鬱的孩子有特權，反而讓他們被貼標籤或是排擠。
如果孩子的病況較嚴重，就可能出現自傷或輕生念頭。「曾有一位小四男童患有憂鬱症，他在家中會有撞頭的自傷行為，也在生氣時用手捏碎眼鏡，輔導過程中曾說想從頂樓跳下，長期有自殺念頭，後來在學校被發現一隻腳跨在3樓的女兒牆外，於是學校便趕緊進行自殺通報。」
▲輔導老師雖能提供學童心理支持，但仍建議就醫，可得到更多元的身心照顧。（示意圖／報系資料照）
柯欣瑩說，目前的通報系統分為教育部的校安通報，以及衛政系統的自殺防治通報，校安通報是請各縣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社工追蹤狀況，實質幫助不大，自殺防治通報會派轄區的自殺關懷訪視員了解個案狀況，與家中主要照顧者聯繫，並提供免費的校外心理諮商，或評估是否需要轉介家暴兒虐、社會救助、醫療等其他相關資源。
「我們進行自殺防治通報，衛生局後來幫忙媒合小四學生到松德醫院就醫，也安排家長做諮詢，這部分我覺得是有幫忙的。」柯欣瑩說，但孩子還是會回到學校上課，他的情緒一旦異常，第一線還是學校老師與輔導處要處理。
柯欣瑩說，現行的自殺通報流程，表面上有制度，但實際上學校端仍然要扛下大部分的風險與壓力。另一位不具名的輔導老師則認為，自殺通報更像是學校的「免責神主牌」，代表萬一孩子出事了，學校已經盡過力。
據此，校園一線教師柯欣瑩提出3建議，第一，目前制度常要求需「具體自殺行為」才可通報，導致許多有明顯高風險徵兆的學生無法被及早納入保護範圍，建議建立分級預警通報制度，將「高風險傾向」也納入通報與追蹤範圍，讓輔導人員得以在第一時間啟動輔導資源與跨單位聯繫。
其次，自殺通報後資源需實質進駐學校，建議強化衛生局與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的角色，定期派員進入學校，實際參與追蹤、評估與介入，而且要建立與學校輔導人員共同協作的工作機制，而非僅止於轉介醫療機構。
第三、建立校園內「高風險事件處理SOP」。建議制定校內高風險事件應變流程，包括緊急聯絡網、危機應對團隊、行政支援機制，同時明定每一環節的責任分工，讓危機處理不再僅由輔導人員單打獨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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