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幸恩請辭！當「狗仔」高喊新聞自由：一場戰術性撤退的道德包裝

文／退休醫師、《要有一個人》作者楊斯棓​

謝幸恩，曾任《中央社》記者，近日遭指控協助立委黃國昌組織「狗仔隊」監控政敵，引發重大輿論爭議。她旋即請辭，並發表聲明，強調自己是為了「堅持媒體價值」而退場。 ​

一個時代的墮落，往往不是始於殿堂上宏大敘事的崩潰，而是崩壞於一些本應純潔的角落，悄悄地滲出雞蛋酸敗的臭味。 ​

​當一位主跑司法、本應與檢察官一樣執著於程序正義的記者，被指控為政客組建「狗仔隊」，其辭職聲明竟能寫得像聖女貞德就義前的禱詞。 ​

謝幸恩女士的聲明，是一篇後現代犬儒主義的絕佳文本。她高舉「第四權」與「媒體價值」的大纛，彷彿自己是為捍衛新聞自由而悲壯退場的左拉。 ​

但左拉的《我控訴》，控訴的是國家機器的不公；而這位女士被指控的，卻是將本應監察權力的公器，淪為權力鬥爭中，某一派系的私家匕首與望遠鏡。 ​

​這中間的邏輯錯位與角色顛倒，其荒謬程度，好比是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官，在燒死異端的柴堆前，高聲朗誦伏爾泰的《論寬容》。 ​

她泣訴「媒體淪為特定政治勢力的工具」，這句話本身並無錯誤，甚至是今日全球民主世界的通病。可笑的是，這句話從一個被指控為政客效犬馬之勞、組織團隊跟監政敵的人口中說出，便不再是批判，而是一種精準的自我描述，一種自我揭露的告解。 ​

​她抱怨自己被「高規格對待」，有評論人「接力出場」，這份委屈，宛如《水滸傳》裡的潘金蓮，抱怨西門慶家的大娘太過刻薄，卻忘了自己那支不慎掉落的叉竿，究竟砸中了誰的頭。 ​

​最精彩的莫過於那句：「辭職，不代表失敗，更非退讓，而是一種對媒體價值的堅持。」這句話的修辭，完美捕捉了當代「進步」青年們的精神面貌：將一切的 tactical retreat（戰術性撤退）都包裝成 moral victory（道德勝利）。

​這不是堅持價值，這是堅持一種不受現實檢驗的自我感覺良好。

​在真正的文明世界裡，若一位記者被揭發為政客服務以攻擊政敵，她的辭職只會有一種解讀：shame and disgrace（羞恥與不名譽）。她會紅著鼻子遮著臉悄悄地離開，而不是敲鑼打鼓，宣稱自己是為了捍衛新聞自由的傳統。 ​

​這種「羞恥與不名譽」的結局，並非虛構的道德標準，而是國際新聞史上斑斑可考的現實。 ​

​以英國為例，梅鐸集團旗下的《世界新聞報》總編輯安迪·庫爾森（Andy Coulson），因指使記者大規模非法竊聽政治人物與名人，引發巨大醜聞。

​儘管他一度被時任保守黨領袖卡麥隆延攬為通訊總監，揭示了媒體與政治權力的緊密勾結。

​但當醜聞全面爆發後，他不僅被迫辭職，最終更因罪證確鑿被判處18個月監禁，連擁有168年歷史的報社也因此倒閉。

​在美國，CNN的黃金時段明星主播克里斯·古莫（Chris Cuomo），被揭露深度參與其兄長（時任紐約州長）的性騷擾醜聞辯護策略，並利用媒體資源挖掘指控者的背景資料以攻擊對方。

​這種將媒體公器淪為派系私器的行為，讓他立即遭到解僱，聲譽掃地。

​另一位CNN評論員唐娜·布拉澤爾（Donna Brazile），則因在總統初選期間，將辯論會題目提前洩露給特定候選人（希拉蕊團隊），而在事件曝光後被CNN立即解除合約。 ​

​即使在紐西蘭，2014年的「骯髒政治」（Dirty Politics）醜聞也揭露了政府高層與特定政治部落客勾結，提供政敵敏感資訊以進行系統性抹黑攻擊，最終導致時任司法部長因利益衝突而辭職。 ​

​這些國際案例清晰地表明，當新聞從業人員跨越倫理紅線，放棄獨立性，淪為政治工具時，其結局必然是專業、名譽一起掃地。 ​

​立委黃國昌近日底牌一一被掀，由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當革命者的道德激情，結合了秘密警察式的手段，最終產出的，必然是Guillotine式的狂歡。 ​

​Fouché（富歇，因擅長在政壇見風使舵，故被法蘭西民間戲稱是「聖克盧的風向雞」）的影子，似乎總能在東方的政治小劇場中，找到拙劣的模仿者。 ​

​謝幸恩女士的聲明，與其說是捍衛新聞自由的檄文，不如說是一座為自己倉皇辭廟而匆忙搭建的貞節牌坊。 ​

​牌坊上雕龍畫鳳，刻著「信仰」、「使命」、「風骨」與「傲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牌坊底下，空空如也，只有一個時代的犬儒、一場專業倫理的葬禮，以及一陣風吹過時，揚起的滾滾塵埃。 ​

​這齣B級片的鬧劇，最終證明了：自業自得，不是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