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昌與謝幸恩踐踏新聞專業：政客親自豢養的狗仔不是第四權

圖、文／聲量看政治（圖片為2012年901反媒體壟斷大遊行舊照）

【政客親自豢養的狗仔不是第四權：評黃國昌與謝幸恩踐踏新聞專業，兼論對媒改社與媒觀的呼籲】

近日「黃國昌養狗仔」事件引爆全台輿論，不僅牽動民眾黨形象，也衝擊中央社的專業聲譽。從謝幸恩辭職，到媒體爆料黃國昌疑似以龐大資金監控政敵，短短幾天內，新聞版面與社群輿論全面沸騰。

這已經不只是政治口水，而是升級為一場制度層級的危機，第四權是否還能維持獨立？新聞自主是否會被政客與利益徹底侵蝕？這些都是台灣社會必須面對的關鍵問題。

要釐清這場爭議，必須回到新聞學理的基本界線。記者的專業職責，是守門人（gatekeeper），在資訊洪流中篩選真實訊息，保障公共利益。

狗仔雖屬灰色地帶，至少還能訴諸「揭露公眾人物不當行為」的公共性辯護。真正的問題在於：當政治人物指揮狗仔，或當記者涉入狗仔式的監控，就徹底越界。這不再是新聞倫理，而是東廠式的情報操作。

政治人物的僭越：從監督者變成操控者

必須坦白說，黃國昌「養狗仔」事件，本質上就是對民主制度的竊奪。政治人物應當被監督，卻選擇設立自己的「情報部門」，這讓人不禁想起水門案事件，尼克森總統因監控政敵被逼下台。不同的是，台灣社會至今竟還有人替黃國昌開脫，這不只是權力濫用，而是民主倫理的崩壞。

新聞倫理強調「公共利益」是監督的正當性。但當監督被私人化，它就不再是新聞，而是政治鬥爭的暗器。黃國昌的行徑，嚴重地說，他是在成立「東廠」、「蓋世太保」，把監控合理化、系統化。當政客扮演「廠公」，監控政敵、製造恐懼，民主社會就會被腐蝕。

回顧2012年前後，黃國昌彼時是「反媒體壟斷」的旗手。2012 年他參與反旺中運動，強調媒金分離、新聞自主，呼籲媒體不能淪為財團與政黨的工具。他甚至在立法院召開公聽會，推動「反媒體壟斷專法」，矢言捍衛第四權。當時的他，號召公民反對媒體被政治與資本收編，如今卻被爆出養狗仔監控政敵，這種反差令人錯愕。

一路走來，他開始不時批評執政黨伸手媒體，指責民進黨違背「黨政軍三退」精神，如今，自己卻也陷入同樣的陷阱。他甚至曾公開揚言媒體「太差」，如果自己當記者會挖出更大料。從現在來看，這種輕蔑新聞專業的語氣，竟與狗仔文化連成一線。從改革者到操控者，這是理想與實踐的最深矛盾。

從政治監控的歷史觀之，無論是東廠、蓋世太保，還是民主國家的水門案，歷史一次次告訴我們，當權力染指媒體，民主就會倒退。黃國昌的行徑，不只是個人失格，而是整個制度的警訊。他過去喊的「媒體自主」，如今正好成為檢驗他的試金石。

記者的失格：專業倫理與角色衝突

此事件的另一個角色，也就是中央社記者謝幸恩的辭職，不能只被視為個人選擇。她身為國家通訊社記者，本應代表最高新聞專業，但一旦捲入偷拍政敵的行動，角色衝突立刻浮現。

記者應是守門人，卻成了政治耳目，這不只是倫理失格，更是專業徹底崩壞。

在辭職信中，她以「新聞自由」、「第四權」、「媒體價值」為退場鋪陳，試圖將辭職包裝成理念堅持。然而新聞倫理的核心義務是「真實」、「獨立」、「公共責任」。涉入狗仔行為已違反「避免角色衝突」與「不受外力操控」的原則。把辭職詮釋為「價值堅守」，實際上只是托詞，迴避專業失格的現實。

她聲明中不斷提到「媒體環境惡化」、「政治氛圍逼人」，彷彿自己只是受害者。然而，記者若參與政治操作，本身就是環境惡化的推手之一。她不是外部壓力下的犧牲者，而是結構腐敗的參與者。這樣的自我敘事，恰恰是責任轉嫁的典型。

從新聞學理論來看，她完全迴避了守門人角色的失敗。守門人理論要求記者把關資訊，保障公共討論的真實性與透明性。但她的行為等於放棄守門，淪為「東廠小吏」。將退場美化為「更高層次選擇」，其實是責任規避，進一步侵蝕了社會對第四權的信任。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份聲明實際上是一種「道德挪用」。她將失格轉化為「理念高尚」，把辭職塑造成價值守護。若社會接受這樣的論述，新聞倫理就可能被語言漂白，失敗不再被檢討，反而被包裝成殉道。這比她個人的辭職更危險，因為它挑戰了新聞專業最根本的誠信。

民主的警訊：假監督，真鬥爭

這場狗仔風暴，已經超越新聞圈，成為民主危機的徵兆。水門案告訴我們，當政治人物利用非法手段監控政敵，民主制度就會全面受損。而台灣如今卻上演「狗仔東廠化」，新聞失去獨立性，只剩政治鬥爭的舞台。

新聞的公信力來自獨立性。若媒體被政治滲透，公眾必然失去信任。這種失信會迅速擴散，造成民主討論空間的萎縮。假監督的新聞，帶來的不是知情權，而是恐懼與分化，這正是威權政體熟悉的治理手法。

台灣若不正視這危機，將重演歷史悲劇。今天的狗仔，是政客的耳目；明天的狗仔，就可能成為政權的東廠。民主之所以可貴，在於制度防火牆；若這道防線被瓦解，台灣就會在假自由的幻象中，逐步滑向威權深淵。

黨政軍三退：媒改社別忘了自己的信念

回到「黨政軍退出媒體」，這個口號，是過去20年來，台灣媒體改革的核心信條，目的在於切斷政黨、政府、軍方對媒體的控制。

這是解嚴後民主社會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然而黃國昌養狗仔的手法，卻讓人看見「新東廠」的陰影，猶如把新聞自由硬生生退回舊時代。

媒改社過去曾是推動改革的旗手，但在這事件上卻少見強烈聲音。若面對政治人物的失格選擇沉默，等於自己背棄了「黨政軍三退」的原點。新聞自由不是顏色政治，而是普世原則。任何政黨染指新聞，都應該被嚴厲譴責。

「黨政軍三退」的核心內涵在於「新聞獨立」。它提醒社會，新聞媒體必須與權力保持距離，否則資訊即被污染，公民即失去知情權。而黃國昌此案，實際上是把媒體人與政治勢力綁在同一個情報網絡中。這種「倒退」不僅違背民主改革精神，更證明當年的改革若無人守護，將被新的權力結構輕易吞噬。

因此，媒改社與改革派學者有責任出聲，呼籲政治勢力退出新聞場域，呼籲媒體人守住專業界線。歷史早已證明，無論是水門案的尼克森，還是東廠的廠公，最終都被掃進歷史垃圾堆。若今天沉默，明天將沒有人能守住第四權。

最後，更直接的問題是：自馮建三明白主張自己已然促統化的政治立場以來，媒改社宛如驚弓之鳥，不願再對政治議題有所表態。即使年初公視預算被惡意刪減，媒改社與媒觀的聲明也不願正視國民黨的惡行，對自己公視議題上的核心價值再三退讓。

吾人實在看不過去。媒改社若不願面對政治，政治終將逼你們面對自己。何況媒改社與媒觀一直以來都自詡為政策倡議團體，不面對政治，那還談什麼倡議？

如果在黃國昌事件上選擇沉默，就等於自我閹割，否定自己存在的正當性。真正的改革者，必須敢於面對權力的黑暗面。即使這個政治權力不是執政黨而是在野黨，也同樣應受檢視與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