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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一廣場/立委+SOGO+四個小朋友...像極了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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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宇韶

十八年以來,李恆隆與徐旭東因為SOGO百貨經營權的鬥爭戲碼,猶如本土劇般峰迴路轉且高潮迭起,除了用「像極了愛情」來比擬外,實在找不到更貼切的形容詞。

深入觀察,劇情的關鍵在於,2013年最高法院判決經濟部敗訴,恢復太流40億元增資登記,確認遠東是SOGO最大股東,擁有實質經營權後,李恆隆始終有放棄奪回主導權的念頭,雖然一度想要透過輿論與政論性影響社會輿論,但效果顯然有限。

▲太流建設董事長李恆隆被移送至台北地檢署複訊。(圖/記者楊佩琪攝)

為了達到釜底抽薪的效果,李恆隆索性透過公關公司進行疑似對價關係的遊說,直接從公司法第九條第四項著手修法,意圖在「公司設立或登記事項偽造文書,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但不溯及既往」中改為「溯及既往」,如此方能回到2009年高院認定太流2002年的增資臨股會、董事會涉偽造文書;2010年經濟部以此認定撤銷太流增資案,資本額打回1,000萬元,遠東集團對SOGO持股瞬間歸零的「初始狀態」。

這就是整個SOGO經營權與立委助理涉案的來龍去脈,至於無黨籍立委趙正宇涉及的陽明山兩萬坪地目變案,則可視為檢調辦案監聽過程中「槓上開花」的案外案,因為公關公司負責人郭克銘洽是這兩案的白手套與利益關係人。雖然當下司法體系已經主動介入調查,多名立委與助理也被法院羈押,但其所引發的政治效應不容小覷,許多環節更引發社會輿論的質疑討論。

▲涉收賄案的立委廖國棟、陳超明目前已被羈押禁見。(圖/記者楊佩琪攝)

法案遊說與公關公司業務本來只是個中性概念,因為民意代表接受陳情乃至處理當事人的權益主張,實屬民意政治下選民服務的一環,並無太大爭議。此外,由於我們處於一個「資訊不對稱」的客觀環境下,為了解決需求者與解決者之間的訊息落差與「交易成本」,公關公司所提供類似中介媒合或顧問諮詢的服務,是否出現壟斷訊息而造成欺瞞的「道德風險」則由市場機制與法律制度予以規範。

問題在於,前述的中性概念一旦融入了金錢對價的關係後,就直接衝擊了法律秩序的公平正義的概念,因為法律的制定與修改將全然取決於握有社會資源一方,這群人不僅在市場競爭中「價格制定者」的角色,同時在法律世界中又擁有詮釋權的武器,其他弱勢的族群成為叢林法則下的「價格與秩序接受者」。

這種政經制度剝削的本質,即為馬克思在歷史唯物論中所描述「經濟基礎的生產力決定上層建築內榮;上層建築的法律、典則、制度規範、議會席次反過來賦予經濟合法性解釋」的意義。這是一個完整綿綿的制度性結構,唯有透過徹底的革命才能追求有意義的解放與公平正義。

然而革命的代價過於昂貴,而且新的秩序隨即也被握有權力的共產權貴所把持,反而創造了一個新的階級社會與剝削體制。在修正民主理論的實踐中,對於遊說程序與國會議員的財產都有立法規範,這也是民主國家多數都有遊說法、政治獻金法的原委。

▲時代力量黨主席徐永明也捲入場立委集體收賄案(圖/資料圖)

諷刺的是,台灣的遊說法自從2008年通過以來,主動揭露登錄的遊說法案到2019年只有300多件,因為對於未申報者不具備任何罰則,形式象徵意義大於實質內涵,除了約束守法人士外,其他遊走法律邊緣或明顯違法者事前毫無任何拘束力,法條形同虛設。在走過本次行賄爭議後,修正遊說法條法內容應該是必要的朝野共識。

至於哪個政黨的社會形象受挫最深,完全取決於處理政治危機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那種凡事以最高標準自居,然後標榜打商業弊案的政黨,目前涉入法律與政治風暴,豈不是因為相對剝奪感所引發的道德風險?

《作者簡介》張宇韶,政大東亞所博士,曾任陸委會簡任秘書,現任兩岸政策協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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