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建一開講/黃庭堅〈致立之承奉〉是廢文?行家有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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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建一(藝術史學者、新月藝文負責人)

台北故宮典藏的文物能登上新聞是件好事,至少能讓大家知道這些寶貝就在台北。故宮南院的臉書小編,很幽默地用年輕人的語彙翻譯了這篇黃庭堅的信件為白話文。這樣挺好的,至少能拉近故宮文物和一般人的距離,讓大家願意親近古文物。

但是,黃庭堅〈書尺牘(致立之承奉)〉(台北故宮,宋四家集冊,故書000237-00004)所呈現的真是一篇廢文嗎?可能未必如此!

▲北宋黃庭堅〈致立之承奉〉。(圖/翻攝自故宮南院臉書專頁)

這是古人書信答贈之作

首先,這是黃庭堅與朋友之間的信件,而且這是「答贈」對方送紙的書簡。所謂的答贈,就是有人送你東西,送來後你寫封回函說收到了,同時表達感謝之意。

古人留下的各種信件當中,以這類答贈的信件最常見。這大概是古人的習慣吧?古代交通不便,通信也不是那麼便利,所以魚雁往返成為表達友好思念的方式,贈之以魚,還之以雁。寄贈的都是一些小物件,禮輕情意重,大致上就是這樣。

台北故宮經常會看到這類答贈的書簡,送個紙張文具還算是正常的,甚至還有送自產芋頭(黃庭堅〈山芋帖〉),送自採水果覆盆子(蘇東坡〈覆盆子帖〉),寄錢託人買東西(黃庭堅〈致雲夫七弟尺牘〉……。這類很生活化又很貼近地氣的信件,就如同現代人會做的事。

但是,這封答贈的書信黃庭堅寫得挺好的,這位書法名家同時也是文學家,僅用了幾十個字寫了封回信,感謝朋友致贈的紙張。這封信讀起來言簡意賅,起承轉合、文筆優美得不得了。不要說是用看的,直接用讀的,都覺得文章本身的發音音節韻律感很強。所以這是一篇很優雅的信件:

「庭堅頓首,辱教審,侍奉萬福為慰。承讀書綠陰,頗得閑樂,甚善、甚善!欲為素兒錄數十篇妙曲作樂,尚未就爾。所送紙太高,但可書大字,若欲小行書,須得矮紙乃佳。適有賓客,奉答草率,庭堅頓首。立之承奉足下。」

而且,這封信裡還有一個重點,黃庭堅對這位叫做「立之」的朋友說,紙張「太高(大)」了,只適合寫大字。要寫小字,得用「矮」紙。

我們知道,宋代一般的書寫紙張,大概就是這封信件本身的大小,高度約25到27公分,寬度約40到45公分,書寫時以橫寬的長方形式使用。大部分都是橫寬書寫,很少以豎直的方式使用,這是因為古人寫信為了表示禮貌,書寫到對方姓名時有換行「抬頭」的習慣,如同黃庭堅這封信。所以橫寬比較好使用,豎直的話一張紙寫不了幾行字就用完了。

況且,古人沒有標點符號,所以如果一行字落落長地寫上幾十個字,這樣讀起來會有點痛苦,一行不宜太多字,所以橫寬用紙會比較好一點。

而黃庭堅特別提到朋友送的紙張太高,只適合用來寫大字行書,可見得對方送的紙張的高度規格至少超過35公分。事實上,黃庭堅並非沒用過大紙,〈松風閣詩序〉(台北故宮)、〈廉頗藺相如傳〉(大都會美術館)等,只要是大字行草書,黃庭堅都是用這種大張的紙來書寫。

收信人立之是個從八品的官員

宋代的製紙業已經很發達,徽州宣城當時是紙業製造中心,除了宣城的宣紙之外,很多地方都有造紙。但畢竟每個地方的製紙業有品質上的差異,好紙佳紙不易得,書法家寫字要筆墨相發,紙張要能承墨、托墨、發墨,所以常看到宋代的文人書法家,寫信請託只求一疊好紙,台北故宮典藏的國寶級展品蔡襄〈澄心堂紙帖〉就是這樣的一封求紙信件。而蔡襄約只比黃庭堅年長30歲,他們兩人大約是同時代的人物。

在黃庭堅的信件裡,這位叫做「立之」的朋友可能是好意吧?搞了黃庭堅愛用來寫大字行書的大型紙張送給他。這位立之先生不是普通人,而是個現職官員,黃庭堅的回信寫了對方的職銜「立之承奉足下」。承奉是「承奉郎」,宋代的官職是從八品的散官,所謂的散官是沒有正式被指派職務,但是官秩已經先給了。以宋代來說,被任命為這類散官的人,通常是因為「恩蔭」,也就是說這位散官家族世代都是大官,所以家裡的後輩不經科舉,直接就可以就獲得個官來做。因此,這位黃庭堅的好友立之先生,應該是出身於宋代的書香官宦世家。

大張的紙張比較貴,但是黃庭堅向立之坦言,小張紙比較好用。因為他正在寫幾首詞曲,用來給「素兒」用來練習唱曲之用。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各位別看到「兒」這個字就認為這是黃庭堅的兒子,黃庭堅有記載的只有一個兒子,叫做黃相,字小德,人家可是正途出身的南宋官員,不是唱曲的。所以這個「素兒」比較可能的是歌伎。北宋時期,詞曲不是拿來讀的,而是拿來唱的,而且文人與歌伎的關係非常親密,這些記載超級多,我就不再多言了。

印章大多是項元汴一個人的傑作

至於,有新聞報導稱:「古代君王習慣在欣賞完大作後,在空白處蓋上印章,讓自己的名字連同作品一起流傳,就有眼尖網友發現,該作品光是看得到的章,就多達40個,可見這篇「廢文」深受君王喜愛。」

以上這段文字不是故宮南院的小編寫的,但這是不對的。

40多個印章,只有左右下方那個大印章「緝熙殿寶」是南宋皇室收藏章。其他的印章除了私人藏家黃琳的少數幾個印章之外,都出自明代收藏家項元汴一個人蓋的印章。

黃琳雖然只是一個在南京的明代私人藏家,但這個人赫赫有名,台北故宮許多重要作品上都蓋有他的收藏印。黃琳的收藏繼承自他的叔叔黃賜。黃賜是一名太監,但他不是普通的太監,而是「南京守備太監」,在他之前曾任這個職位的人叫做鄭和,江南地區的軍政大權幾乎是一把抓在手裡。黃賜在南京時搞收藏,一大堆江南地區的古玩字畫全進了他的口袋。

黃賜死了以後,收藏全歸黃琳。黃琳過世後,一部分的收藏又進了另一個大收藏家項元汴的口袋。項元汴這個人名氣就很大了,他和乾隆皇帝一樣,超愛蓋印章,而且一蓋就是幾十個,非得蓋好蓋滿絕不離手。

所以,這封信件上哪來的皇帝印章?唯一的皇室印張僅有南宋的那個「緝熙殿寶」,但這不是皇帝自己蓋的,這是內府收藏的典藏章,與清代皇帝的那種個人收藏章有很大的差別。

以上,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藝術史學者邱建一

※本文章獲邱建一先生授權刊登,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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