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政治象徵轉化為實質經貿連結：台立關係的深化與鞏固

三立大論壇／蔡榮祥、張峻豪、林子立教授

立陶宛總理魯吉尼涅（Inga Ruginiene）近日表示，不排除將駐維爾紐斯的台灣代表處更名為「台北代表處」，引起台立外交關係的緊張。在新春年節前夕，筆者一行人前往歐洲臨俄羅斯的前線，包括波蘭、立陶宛與拉脫維亞等國家，與相關產官學單位就台海區域穩定與台歐關係展開廣泛討論。在立陶宛針對備受關注的「台灣代表處」（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命名議題，其學界與政策圈已不再停留在價值象徵層次，而是開始以成本與代價重新盤點。多位政治學者坦言，立陶宛政壇內部正在出現更鮮明的現實主義思維，評估是否存在與歐盟主流立場更為一致的折衷方案。關鍵問題不再只是名稱是否正確，而是這個名稱為立陶宛帶來什麼實質利益。在討論過程中，一個問題反覆被提出：台灣究竟有多重視與立陶宛的經貿關係？這不僅是外交姿態的試探，更是對台灣政策投入深度的檢視。

讓命名問題成為具有現實支撐的戰略選擇

訪團觀察指出，立陶宛內部所承受的已非抽象外交爭議，而是足以影響政策評估方向的實質政治壓力。是否調整對台關係名稱，已進入政策層面的重新盤點與權衡。立陶宛決策圈也在評估與歐盟主流立場一致的折衷可能，顯示命名問題正被納入更務實的外交布局思考之中。面對這樣的現實轉向，訪團在交流中強調，若立陶宛選擇承擔名稱所帶來的政治成本，台立關係就不能停留在象徵層次。唯有提升經濟互賴與實質合作深度，才能削弱其國內將「命名」視為政治風險的聲音，讓名稱不再只是價值宣示，而成為具有現實支撐的戰略選擇。

對中間接依賴，使立陶宛在供應鏈體系中處於相對脆弱位置

在當前地緣政治重組的背景下，立陶宛國內的對中政策討論，已逐漸與其經濟結構現實交織在一起。儘管中國在立陶宛整體貿易占比並不高，但中國卻是立陶宛最大貿易夥伴德國的最大貿易對象。這種間接依賴，使立陶宛在供應鏈體系中處於相對脆弱的位置。當中國對立陶宛採取經貿限制措施時，壓力往往並非直接落在雙邊貿易數字上，而是透過跨國企業與產業鏈環節傳導。例如，中國曾要求出口至中國市場的德國產品不得含有立陶宛製造零件，這種供應鏈層級的技術性限制，實質上提高了立陶宛企業與政黨面對政策選擇時的成本考量。

地緣政治壓力下，歐洲多國外交思維趨向務實考量

與此同時，訪團在維爾紐斯與多個北歐國家駐立陶宛代表接觸時，也觀察到另一層現實。歐洲國家確實重視台灣的民主制度與半導體供應鏈地位，但在政策衡量上，仍需同時考量與中國之間的經貿利益與產業連結。對多數歐洲政府而言，價值立場與經濟現實並非二選一，而是在兩者之間尋求可持續的平衡。

因此，台灣若僅從價值同盟的角度理解歐洲對中政策，恐怕會低估其內部政策盤算的複雜性。近年來，隨著地緣政治競逐加劇與國內政治壓力上升，歐洲多國的外交思維也更趨向務實考量。這並不意味著價值退場，而是現實主義因素在政策排序中的比重上升。

利益結構的重疊與制度化的合作安排，才能鞏固台立關係

可以理解的是，在選舉壓力與國家整體利益考量下，立陶宛部分政治人物開始主張以較具彈性的方式處理對中關係，尋求在維持國家尊嚴的前提下，降低經濟與產業層面的衝擊。這樣的政策調整，並非單純價值立場轉向，而是政黨競逐與國家利益權衡下的結果。

與其從道德高點評斷立陶宛的選擇，台灣更應深入理解其經濟結構、產業依賴與政黨競合關係，進而提出具體可行的合作方案。例如，立陶宛擁有豐富木材與相關製造資源，若能透過台灣企業的採購、投資與技術合作，將政治象徵轉化為實質經貿連結，才能讓「台灣代表處」的設立被視為經濟機會，而非純粹的政治負擔。

同樣地，台灣也可善用與德國、波蘭等國既有的經濟連結，透過產業鏈協調與市場分工，降低立陶宛企業在供應鏈中所承受的外部壓力。在多極競逐的國際體系中，價值固然重要，但最終能夠鞏固關係的，往往是利益結構的重疊與制度化的合作安排。若無利益結構支撐，價值宣示終究會成為孤立的姿態。

作者群介紹：
●蔡榮祥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 教授
●張峻豪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主任、教授
●林子立 東海大學陸研中心 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