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盟友遭刺殺　律師曝一情況：台灣政治暴力危險不比美國低

文／呂秋遠律師

最近美國的Charlie Kirk過世，引起了台灣網路上非常多不同的討論。不過，在評論之前，可能還是還是要先了解意識形態的基本概念。

在台灣的日常生活裡，我們常能感受到不同意識形態的衝突。保守的人會強調家庭與傳統，覺得社會變動太快；自由派則重視個人選擇與市場競爭，希望政府少管。新保守主義在傳統之外，更強調國家安全與民族認同；新自由主義則聚焦全球化、私有化與資本自由。

左派比較關心分配與公平，支持健保、社會住宅與勞權；右派則偏向秩序與民族主義。認真講，每個人的想法與行為，都很難完全契合某一種意識形態，就Kirk而言，他的想法比較接近新保守主義（結合國家安全與傳統價值）＋右派基本教義（基督教民族主義、排他性文化認同）。

不過，這種分類不一定適合台灣。台灣的政治爭議，並不單純是左派對右派，主要還是國家認同與兩岸問題包覆。有政黨以台灣本位為核心，在社會文化上支持同性婚姻、反核能等等，經濟上採取自由化政策；有政黨則是在文化與教育上更保守，但在經濟發展上偏親中；有政黨則是走包牌路線，但內涵就會比較模糊。

但是如果談具體分類，大概還是以國家認同為主體，畢竟每個政黨都說要扶助弱勢、都要發展經濟、都要社會福利、都要減稅退稅，也就是說，台灣的意識形態並不「純」，而是和選舉計算、族群結構、甚至地緣政治綁在一起。政每個黨在不同議題上，可能同時左又右、既保守又自由，只有統獨立場有比較大的差異。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關注Kirk被刺殺？當然不是因為他是川普的朋友或是愛將，好像關心他變成一種流行一樣。

他透過公開辯論，尖銳批判進步派、移民與性別議題，對支持者來說是英雄，對反對者來說卻是挑釁者。最終，他成為刺殺的目標。這起事件提醒我們：當政治語言過度極端，當對手被妖魔化成「完全的惡」，暴力就可能被合理化。

對美國而言，Kirk 的死亡不只是個別事件，而是政治極化的象徵。它可能進一步加深保守派與進步派的對立：保守派會把他視為「文化戰爭的烈士」，進一步動員選民；進步派則擔心社會氛圍被推向更激烈的對抗。結果是，美國政治的對話空間會更狹窄，社會更可能陷入「零和博弈」。

更大的背景是，全球民族主義正在升溫。美國有「美國優先」，歐洲許多國家出現反移民的右翼政黨，亞洲則有中國的「中國夢」、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乃至於日本的排外主義也在興起。民族主義本來可以凝聚社會，但當它被推到極端，就會變成「我們 vs 他們」的劃分，把政治對手視為威脅。Kirk 的過世，就是這種氛圍下的產物。

台灣也不例外，當謠言與抖音成為選舉武器，甚至公開辯論變成人身攻擊，社會撕裂的風險就會上升，政治暴力的危險並不會比美國低。

台灣的挑戰，不在於所謂的意識形態，而是在立場不同的同時，是不是仍然能可以保有共存與對話的空間。但是，無論Kirk的政治立場是什麼，對於一個公眾人物，並且敢於公開辯論的人施暴，絕對不是一種值得鼓勵的方式。

當然，公開讚揚這件事的人，更值得譴責一萬次，就像是當年的安倍晉三一樣。為了自己的立場而開心別人的死亡，這個人，基本上沒有任何的品格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