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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0元圖檔賣7千?文創產值破兆超好賺!學霸靠這招創業 揭定價真相

實習編輯 張宣恩 報導
2026/09/02 16:11:00
2026/09/02 16:55:24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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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法律系背景、歷史說書人創辦人江仲淵,近期投入古畫複製與文創開發。他將故宮等博物館釋出的數位化公共領域圖像,轉化為適合現代居家空間的實體藝術商品。此舉引發文創產業對文化保存與商業開發的深度討論,包括古畫修復的歷史痕跡保留、著作權法的應用,以及如何在市場銷量與文化價值間取得平衡。江仲淵強調,文創的核心挑戰在於如何將博物館的典藏,轉化為大眾願意帶回生活、產生共鳴的日常用品。這場實驗不僅涉及色彩管理與
一張看似簡單掛在牆上的複製書畫,中間仍隔著選品、修復、法律、色彩、材料、製造與市場。(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一張看似簡單掛在牆上的複製書畫,中間仍隔著選品、修復、法律、色彩、材料、製造與市場。(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博物館裡一幅數百年前的古畫,如今可能幾分鐘就能從網路免費下載;但從一張公共數位圖檔,到一件有人願意花錢、掛進客廳、每天看見的東西,中間仍隔著選品、修復、法律、色彩、材料、製造與市場。17歲曾為歷史研究休學、後取得清大法律學位的江仲淵,如今把時間耗在這段距離上。他說自己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做,只能稱作一種「執念」。沿著他的古畫複製實驗往外看,問題其實不只是一門生意:文創商品究竟是在消費文化,還是在替文化尋找下一個可以活著的地方?

江仲淵接受《三立新聞網》訪問表示,有些修壞的畫,他沒有丟。他帶領的說書人文創曾處理宋徽宗《瑞鶴圖》。原始數位圖檔放大之後,邊角、色彩與細節出現問題,團隊一度用近似油畫的筆觸補畫,最後才發現方向錯了。「古畫真不是這麼幹的。」他把這次失敗留下來。這不是單純的軟體技術問題。一幅古畫在數位化、修復與重新輸出的過程中,真正難的是判斷:畫面上的斑駁究竟是攝影或掃描留下的瑕疵,還是原作走過數百年後,本來就應該存在的痕跡?

處理宋徽宗《瑞鶴圖》原始數位圖檔放大之後,邊角、色彩與細節出現問題,團隊一度用近似油畫的筆觸補畫,最後才發現方向錯了。(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處理宋徽宗《瑞鶴圖》原始數位圖檔放大之後,邊角、色彩與細節出現問題,團隊一度用近似油畫的筆觸補畫,最後才發現方向錯了。(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另一回,他們碰上的是王羲之傳世法帖。部分文字殘缺,歷代摹本、拓本留下不少比對材料。從技術角度看,可以試著把缺失內容「補回來」。團隊一度完成修復,江仲淵卻開始反問自己:如果把一件流傳逾千年的作品修得像從未受損,那些明清收藏、近代流轉,甚至作品來台之後留下的時間痕跡,又被放到哪裡?「若是為了追求還原魏晉南北朝的模樣,而忽略了它在明清的流轉、民初的顛沛流離、在台灣的記憶,那麼它是否還能稱得上是一部作品?」他說。一件文創商品於是碰到第一道很少寫在商品說明裡的問題:文化可以被改到什麼程度,才仍然是文化?

17歲想研究歷史 後來卻開始研究紙、墨水和軸頭
江仲淵是台中人。17歲曾為專心研究歷史休學;後來取得國立清華大學法律學學士學位,目前就讀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班。過去數年,他出版《找尋真實的汪精衛》、《民國文人檔案.重建中》等歷史著作,也成立「歷史說書人」,長期把史學研究轉成一般讀者能接觸的文章、書籍與社群內容。

江仲淵現在所努力的這些事,看起來離17歲時想像的人生很遠。(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江仲淵現在所努力的這些事,看起來離17歲時想像的人生很遠。(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現在問他一幅畫,他可能先談宋徽宗、王羲之與作品流傳;然話題換到能不能把圖檔拿來商品化,又很快切進《著作權法》、Creative Commons與博物館Open Data。再往製造端走,他則是開始討論的則是紙張吃墨、螢幕與印刷的色差、掛軸尺寸,以及一幅古畫到底能不能塞進現代住宅。這些事看起來離17歲時想像的人生很遠。

江仲淵回憶,考上大學後不久,曾一個人北上故宮。面對明清書畫、北宋汝瓷和商周古鼎,他當時已長期用文字講歷史,卻突然產生另一個問題。「為什麼還需要我用我的嘴巴來傳述它的好?為何我不將這些偉大的作品,用最真實的一面,展現在大家眼中呢?」這個念頭後來變成實體商品。

但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一個法律系學生跑去賣畫」的反差。而是他開始碰到一個所有文創商品都必須回答的問題:文化被保存下來之後,要怎麼讓人真的使用它?

台灣不是沒有文化消費 問題是文化怎麼變成一件生活用品
把問題簡化成「台灣人不願意花錢買文化」,其實不符合現有數據。文化部最新公布的文化統計顯示,2024年針對7,100名15歲以上民眾的調查中,85.2%過去一年曾到訪至少一類文化藝術機構或場所;其中曾去過博物館或美術館者占49.5%。文化部另統計,2023年平均每戶家庭若扣除教育及套裝旅遊,文化消費支出為23,520元,較前一年增加1.89%。這些數字不能證明台灣家庭願意買一幅3,000元或7,000元的古畫。但至少說明,問題不是「沒有人接觸文化」。真正困難的是把「看展覽」、「逛博物館」、「喜歡一件文物」,轉成「我願意讓它進入我的生活」。這正是文創商品存在的中間位置。

文化內容策進院今年公布《2024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2024年台灣文創產業整體營業額達1兆2049.23億元,年增6.81%;共有75,927家廠商,就業人口約29.9萬人。但這個1.2兆元不能直接當作古畫、藝術複製品甚至博物館商品的市場規模。文策院統計涵蓋15+1項產業,包括出版、影視、遊戲、音樂、視覺藝術等不同市場;更值得注意的是,86.61%的文創廠商資本額低於500萬元。換句話說,「兆元產業」背後,大量實際做文化商品的人仍是小公司、工作室與微型企業。這也說明文創產業最真實的矛盾:文化可以靠喜歡開始,公司不能只靠喜歡活下去。

真正困難的是把「看展覽」、「逛博物館」、「喜歡一件文物」,轉成「我願意讓它進入我的生活」。這正是文創商品存在的中間位置。(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真正困難的是把「看展覽」、「逛博物館」、「喜歡一件文物」,轉成「我願意讓它進入我的生活」。這正是文創商品存在的中間位置。(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一幅《富春山居圖》可以是120元 也可以是6萬6
「文化變成商品」其實不是單一市場。從故宮正式委託經營的精品商城,就能看到同一件文化資產如何進入完全不同的生活尺度。以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為例,官方商城目前有售價120元的卷軸磁鐵,也有880元的矽膠餐墊;另一方面,限量原寸手卷網路售價則達66,000元。《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的差距更大:縮小手卷售價約20,000元,原寸版為87,500元,另一款臻藏版標價110,000元。

「文化變成商品」其實不是單一市場。從故宮正式委託經營的精品商城,就能看到同一件文化資產如何進入完全不同的生活尺度。(圖/翻攝自故宮精品網路商城網站)
「文化變成商品」其實不是單一市場。從故宮正式委託經營的精品商城,就能看到同一件文化資產如何進入完全不同的生活尺度。(圖/翻攝自故宮精品網路商城網站)

也就是說,同一份文化內容,可以被做成百元紀念品,也可以成為十萬元級收藏型複製品。這讓「台灣古畫市場只有便宜電商與高價博物館商品」這種二分法站不住腳。官方市場本身已存在不同價格層級。

江仲淵真正想測試的,是其中另一段:大約3,000至7,000元、完成裝裱、尺寸適合一般住宅,又不是一次性紀念品的古畫產品。但必須說清楚,這仍是他的市場假設。

說書人文創剛上市,還沒有足以證明市場需求的訂單、營收、回購率或客群數據。江仲淵想像的主要消費者是30至45歲、有一定居家美學需求,也開始能決定自己書房、工作室或住宅空間的人。所以這個故事不是「他發現了一片藍海」。而是:他正在拿商品測試,文化能不能從博物館的觀看行為,變成居家的消費選擇。

一幅免費下載的古畫 為什麼最後還能賣幾千元?
故宮現在的Open Data比許多人想像中更開放。依官方資料,故宮目前開放書畫、器物、織品等約41萬幅100萬畫素圖像,採CC0方式釋出;另約41萬幅600萬畫素圖像採CC BY 4.0,只要依規定標示來源,無須申請、不限用途、不收費,即可公開使用。故宮甚至直接寫明,使用者可利用這些圖像自行製作「製成品」,只要避免讓外界誤以為產品是故宮官方製作。換句話說,至少在這批資料裡,「有圖」本身已不是稀缺資源。

依官方資料,故宮目前開放書畫、器物、織品等約41萬幅100萬畫素圖像,只要依規定標示來源,無須申請、不限用途、不收費,即可公開使用。(圖/翻攝自故宮典藏資料檢索官網)
依官方資料,故宮目前開放書畫、器物、織品等約41萬幅100萬畫素圖像,只要依規定標示來源,無須申請、不限用途、不收費,即可公開使用。(圖/翻攝自故宮典藏資料檢索官網)

那一家公司憑什麼把免費圖檔變成商品?江仲淵把Open Data比成「公共食材」。「我們真正賣的,不是『我擁有這幅古畫』。」他說。在他的說法裡,價值出現在圖檔之後:先從大量館藏裡選出適合現代生活的作品,再確認來源與利用條件;進入數位檔後,要判斷破損、噪點、接縫、筆觸與歷史痕跡;之後還有色彩管理、紙材、實體打樣、藝術微噴、裝裱與尺寸。

他們曾經很喜歡一幅太湖石作品,做到實體後才發現尺寸太大,最後放棄量產。依江仲淵提供的成本估算,一件掛軸僅裝裱約需2,000元,紙材與墨水約800至1,000元,尚未計算修圖、人力、打樣、軟體、包材與物流。這些數字仍是業者自行提供,尚未經獨立成本查核,但它至少提出文創商品另一個核心:當素材免費,真正能賣錢的就不能只是素材本身。

在江仲淵的說法裡,價值出現在圖檔之後:先從大量館藏裡選出適合現代生活的作品,再確認來源與利用條件;進入數位檔後,要判斷破損、噪點、接縫、筆觸與歷史痕跡;之後還有色彩管理、紙材、實體打樣、藝術微噴、裝裱與尺寸。(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在江仲淵的說法裡,價值出現在圖檔之後:先從大量館藏裡選出適合現代生活的作品,再確認來源與利用條件;進入數位檔後,要判斷破損、噪點、接縫、筆觸與歷史痕跡;之後還有色彩管理、紙材、實體打樣、藝術微噴、裝裱與尺寸。(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故宮自己也在問:資料免費之後 價值從哪裡來?
這並不是江仲淵一個人的問題。2023年,國立故宮博物院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的一份公開會議紀錄,幾乎把博物館與文創產業之間的矛盾完整攤開。故宮代表在會中表示,院方從2019年開始推動資料開放後,出版授權、品牌授權和圖像授權等權利金收入持續下降;但預算編列時,機關歲入又被要求提高。若更高解析度圖檔全面開放,原有授權收入可能進一步受到影響。

故宮代表在會中表示,院方從2019年開始推動資料開放後,出版授權、品牌授權和圖像授權等權利金收入持續下降;但預算編列時,機關歲入又被要求提高。若更高解析度圖檔全面開放,原有授權收入可能進一步受到影響。(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故宮代表在會中表示,院方從2019年開始推動資料開放後,出版授權、品牌授權和圖像授權等權利金收入持續下降;但預算編列時,機關歲入又被要求提高。若更高解析度圖檔全面開放,原有授權收入可能進一步受到影響。(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可是同一場會議裡,外部委員提出完全不同的計算方式。委員蕭新晟認為,不能只計算故宮少收多少授權金,也應把資料開放後可能產生的民間商業價值算進去;他並以開放原始碼為例,指出素材免費不代表不能獲利,真正能加值的可能是資料背後的知識、歷史脈絡與專業服務。林誠夏則指出,博物館授權收益下降是全球共同面對的變化,開放文化館藏後,應思考如何與民間建立新的加值與合作模式;他進一步主張,博物館可透過開放素材讓民間商業化,帶動文創產業發展。

這場會議真正爭論的,並不是一張圖片該不該免費。而是:文化機構的價值究竟應該靠控制圖像取得來實現,還是靠讓更多人使用文化資產之後,在其他地方形成新的價值?江仲淵正在做的,剛好就是後一種實驗。

國外大型博物館也正在把圖檔「放掉」
這種轉變不是台灣獨有。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2017年開始推動Open Access,目前官方資料顯示,已有超過49.2萬張公共領域作品圖像可免費、不受限制使用,採CC0釋出,任何人都可以下載、分享、重新混用,包括商業用途。

The Met當年解釋政策時,並沒有把目標寫成「保護圖像收益」,而是增加數位時代下大眾接觸館藏的機會。Smithsonian同樣將數以百萬計的數位資產以CC0方式開放,官方甚至直接問使用者:「What will you create?」——重點從「你能不能用」轉成「你拿去做什麼」。

《博物館學季刊》2020年的研究也從公共領域角度主張,若原始典藏已屬公共財,其數位化成果不應重新築起不必要的權利門檻;研究同時指出,故宮自2016年起已開始免費釋出部分不受保護文物的數位照片。

到了2023年,同刊另一篇研究更直接指出,「開放近用」已成為國際博物館領域的重要趨勢,只是實際全面採用的館所仍非多數。也就是說,文化產業新的問題已逐漸不再是:「素材在哪裡?」而是:「素材已經打開了,誰有能力把它變成有意義的東西?」

《博物館學季刊》2020年的研究也從公共領域角度主張,若原始典藏已屬公共財,其數位化成果不應重新築起不必要的權利門檻。(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博物館學季刊》2020年的研究也從公共領域角度主張,若原始典藏已屬公共財,其數位化成果不應重新築起不必要的權利門檻。(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怪《文資法》阻礙市場? 法律專家:不能全推給制度
江仲淵對台灣過去古物複製制度有強烈批判。他認為《文化資產保存法》第71條過去讓公有古物複製受到館方高度控制,抬高民間進入市場的門檻。他甚至用了「惡法」形容。條文確實規定,公立文物保管機關為研究、宣揚需要,可以就公有古物具名複製或監製;「他人非經原保管機關准許及監製,不得再複製」。但事情沒有到這裡結束。文化部的《公有古物複製及監製管理辦法》進一步把法律上的「古物複製」定義為:依古物原件以原材質、原貌再製。

長期研究著作權的章忠信,2022年曾受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邀請參與相關議題諮詢。他公開撰文指出,第71條並不是重新賦予公立博物館對古物的著作權或專有複製權;他認為規範精神主要包括避免公立館所任意製作足以魚目混珠的複製品,以及防止民間低劣複製誤導公眾。

早在2010年,《博物館學季刊》一篇以故宮為例的法律研究也指出,博物館擁有實體文物,不當然等於擁有已進入公共領域作品的智慧財產權;故宮過往訂定的圖像收費規定,是否能直接形成法律請求權,也存在法律上的討論空間。

因此,把今天台灣住宅裡較少看到東方古畫,全部歸因於第71條,證據不足。江仲淵指出的是一段真實存在的制度爭議。但市場沒有形成,還可能有其他原因:尺寸、價格、商品設計、通路、消費習慣,以及最重要的一件事——人們從來沒有把東方古畫想成一件日常可以買的東西。

當演算法決定選品:文創會不會只剩牡丹與孔雀?
江仲淵真正擔心的,反而不是別人拿同一張Open Data印得比他便宜。他說,如果更多人願意做古畫,甚至用不同價格把它帶進更多人的住宅,他不認為一定是壞事。他更擔心的是另一種成功。如果將來銷售數據告訴他,牡丹最好賣、孔雀最好賣、青綠山水最好賣,公司接下來是不是就應該不停做牡丹、孔雀和青綠山水?從商業管理來看,答案非常合理。

如果將來銷售數據告訴他,牡丹最好賣、孔雀最好賣、青綠山水最好賣,公司接下來是不是就應該不停做牡丹、孔雀和青綠山水?從商業管理來看,答案非常合理。但結果可能是,市場最後看到的「東方文化」,只剩下幾個最容易出售的符號。(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如果將來銷售數據告訴他,牡丹最好賣、孔雀最好賣、青綠山水最好賣,公司接下來是不是就應該不停做牡丹、孔雀和青綠山水?從商業管理來看,答案非常合理。但結果可能是,市場最後看到的「東方文化」,只剩下幾個最容易出售的符號。(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但結果可能是,市場最後看到的「東方文化」,只剩下幾個最容易出售的符號。「如果所有文化產品都只根據銷量、流量和演算法去決定自己要做什麼,那最後剩下的可能只有商業,沒有文化。」江仲淵說。這個問題其實超出了古畫。

2015年《博物館學季刊》一項以338份有效問卷進行的博物館文創商品研究發現,品牌間的「契合度」、博物館知名度,以及商品如何呈現藝術內容,都會影響消費者對共品牌文創商品的評價。換句話說,把一件文化圖像貼到商品上,並不自動產生文創價值;文化內容和商品本身如何結合,才會影響人們怎麼看待它。這正是「文創」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件事。商品需要市場。文化卻不應只剩市場已經知道自己喜歡的東西。

不是為了回本 但理想最後仍得接受收銀機的判決
江仲淵說,自己做這些不是為了回本。他也說不清楚為什麼一直想做,只能把它稱為「執念」。如果這只是一個人的興趣,這句話可以到此為止。但只要它成為公司,問題就完全不同。

說書人文創目前取得的資金,據江仲淵提供資料,包括政府補助50萬元與自籌12萬元;他也已經開始思考企業辦公室、飯店、餐飲空間、室內設計師等B2B通路。

文化可以不以回本為第一目的。企業卻仍需要現金流。這也是台灣86%以上文創公司資本額不到500萬元這個數字真正的重量。(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文化可以不以回本為第一目的。企業卻仍需要現金流。這也是台灣86%以上文創公司資本額不到500萬元這個數字真正的重量。(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文化可以不以回本為第一目的。企業卻仍需要現金流。這也是台灣86%以上文創公司資本額不到500萬元這個數字真正的重量:對多數文化創業者來說,「文化與商業的拉扯」並不是抽象的美學辯論,而是下一批貨該不該做、庫存能不能壓、失敗打樣燒掉多少錢,以及下一個月還能不能繼續。剛起步的江仲淵現在還沒有答案,市場甚至還沒有正式以數據開始回答他。

文創真正的工作 也許是替文化找一個新的位置
江仲淵第一次站在印刷設備旁,看著一幅原本只存在螢幕裡的古畫慢慢成為實體時,曾有一點恍惚。
17歲時,他以為自己的人生大概會是查史料、寫文章、寫書。如今他會跟人討論紙張是不是把墨色吃掉了、軸頭該怎麼選、畫縮到多小還不至於失去原來的節奏、包裝怎麼做才不會在物流中損傷。「如果只看工作內容,確實跟當年想像的人生差非常多。」他說。但後來又覺得,事情沒有真的變。以前他用文字讓歷史靠近人。現在,他只是想看看另一種方法能不能成立。

博物館的工作是保存。學者的工作是研究。政府可以數位化、建立資料庫,再把數十萬張圖像打開給社會使用,但做到這裡,文化仍可能停在螢幕裡。文創商品真正麻煩的地方,就發生在下一步。它必須把一個被保存的文化對象重新變成尺寸、材質、價格與生活選擇;同時又得回答,為了讓它賣得出去,究竟可以改變文化到什麼程度。商品化可能把文化壓縮成最好賣的符號。商品也可能讓一個原本永遠不會走進藝術史課堂的人,第一次因為覺得一幅畫「很好看」,把它帶回家。

江仲淵手上一張張修壞、重做、留下來的古畫,至少把一個問題推到了台灣文創產業面前:一個文化真正活著的證明,究竟是它被完整保存了,還是幾百年後,仍然有人願意把它帶回自己的生活?(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江仲淵手上一張張修壞、重做、留下來的古畫,至少把一個問題推到了台灣文創產業面前:一個文化真正活著的證明,究竟是它被完整保存了,還是幾百年後,仍然有人願意把它帶回自己的生活?(圖/記者張宣恩攝影)

江仲淵想像的成功場景沒有很宏大。一個人剛搬進新家,沙發放好了,燈也裝好了,最後站在一面空牆前,他沒有因為想證明自己有文化而掛一幅宋畫,也未必知道畫家的生平。只是看了覺得喜歡,所以買了。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後,也許有人走進房間問:「牆上那幅是什麼?」故事才從那裡開始。

說書人文創目前甫正式上市,現階段累積的銷售樣本仍有限,尚不足以據此判斷市場接受度。但江仲淵手上一張張修壞、重做、留下來的古畫,至少把一個問題推到了台灣文創產業面前:一個文化真正活著的證明,究竟是它被完整保存了,還是幾百年後,仍然有人願意把它帶回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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