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選民不理性、大談松機遷建　拆解蔣萬安戰略：激起更多層次的政治口水

圖、文／聲量看政治

一邊說選民不理性，一邊大談松機遷建：蔣萬安究竟想把台北市長選戰帶往哪裡？

這兩天，蔣萬安做了兩件看似沒有關係，實際上卻值得放在一起觀察的事情。

第一件，是10月8日突然大動作召開記者會，宣布松山機場遷建，提出打造300公頃台北AI園區的構想，並且找來多位國民黨立委站台。

第二件，是昨天面對TVBS民調顯示，他與沈伯洋的差距從28個百分點縮小至8個百分點，蔣萬安在唐湘龍專訪中回顧去年大罷免，感嘆選民變得「不理性」，擔憂政治對立與仇視延續到今年選舉。

如果把這兩件事情放進最近的台北市長選戰脈絡，出現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為什麼蔣萬安一方面用引導式的話術假裝憂慮政治對立，另一方面卻主動拋出一個高度依賴中央配合、過去自己也曾經質疑的重大政策？

我認為，蔣萬安正在嘗試重新取得選戰的議題設定權，將選民對過去四年市政的評價，轉向未來十年的城市願景；同時藉由中央地方權責交錯的政策，擴大政治攻防的範圍，用願景逼中央淌政治攻防的渾水。

一、從28%縮小到8%：蔣萬安面對的不只是藍綠歸隊

先看10月8日公布的TVBS民調，兩人在不到半年內，兩人差距縮小了20個百分點。蔣萬安的解釋是，5月尚未進入選戰，現在藍綠支持者開始歸隊，這是可以預期的現象。

這個說法有道理，但不夠完整。因為同一份民調顯示，中立選民對蔣萬安的支持度，從57%下降到40%；沈伯洋則從14%上升到36%。

換句話說，這次變化不只是藍綠基本盤的重新集結，也包括自認中立的選民，對兩位候選人的支持分布出現明顯改變。

如今，當選民開始重新評價候選人之際，現任市長的蔣萬安勢必面對一個問題，過去四年的施政成績，是否足以維持原本的支持？

因此，對蔣萬安而言，選戰不只是如何回應沈伯洋，更涉及如何主導接下來大家要討論什麼。

二、松機遷建的戰略意義：把「四年成績單」換成「十年願景」

對於蔣萬安而言，如果選戰持續地圍繞在營養午餐品質、校園食安、交通建設、公共安全，以及市府面對各種爭議的行政效率問題上，他必然須要接受各種施政成果的檢驗。

但是，松機遷建的議題，他可以高談闊論AI產業、都市發展、土地開發、中央公園，以及2033年桃園機場第三跑道完工後的長期規劃。

這是一項即使現在啟動，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的重大建設。但從選戰宣傳效果來看，蔣萬安可以透過松機遷建，將討論從「過去四年做了什麼」，延伸到「未來十年想做什麼」。

然而，市長當然可以提出長遠願景，但真正的問題在於，長遠願景不能取代眼前的市政責任，眼下他現在就有一大堆爛事需要被監督。

而松機遷建這種執行時間遠超過市長任期的重大議題，提案者就更應該拿出完整的可行性研究、預算規劃、行政協調及執行時程。

否則，選民聽到的是蔣萬安天花亂墜地在談未來藍圖，卻很難判斷究竟需要付出多少代價，以及什麼時候能夠實現。

三、為什麼偏偏是松機？因為要跟中央政治攻防

此外，要知道，松山機場遷建，從來不是台北市政府可以獨自決定的事情。它涉及交通部的民航與離島航運、國防部的軍事設施、內政部的空勤救災，以及跨縣市的交通建設。

然而，蔣萬安宣布政策後，交通部卻表示，過去四年北市府未曾就松機遷建與交通部討論；內政部也表示，市府事前沒有協調空勤總隊松山駐地問題。

這就問題來了，蔣萬安先提出宏大的城市發展願景，中央各部會則必須回應相關限制，包括軍事安全、離島交通、機場運量以及搜救需求。

如果中央願意推動，市府可以持續強調自己率先提出願景；如果中央提出疑慮，蔣萬安與國民黨也可趁機把話題導向中央是否支持台北發展。

也就是說，一項地方首長提出的長期政策，有機會把原本應由提案者回答的可行性問題，轉化成中央政府必須回應的政治問題。

之前蔣萬安是用毒油的負面議題玩責任轉嫁，現在開始，願景也拿來當跟中央政治攻防的工具。

你可以看到，當外界質疑AI園區需要大量電力時，蔣萬安就把話題延伸到重啟核電，呼籲賴政府重新思考能源政策。

於是，原本的松機遷建，開始一路延伸到交通、國防、能源及中央地方關係。從政治傳播效果來說，這比單純宣布一項都市計畫，能夠產生更多層次的政治口水。

四、一邊談未來願景，一邊擔憂選民不理性：兩套話術如何互相配合？

蔣萬安在談松機遷建時，使用的是發展、願景、AI產業、城市競爭力的語言。但是，談到民調縮小，他又回顧大罷免，擔心社會對立、選民情緒，以及政治仇視持續延伸。

這兩套說法放在一起，他一邊是自己提出宏大建設、思考城市未來；另一邊是正在升溫的選舉競爭，以及可能延續的政治對立。

這種話術模式，是想要讓他自己更容易凸顯自己作為建設者、長遠規劃者的角色。而其他候選人、中央政府及提出政策疑慮的人，則需要不斷解釋自己的立場。

問題是，討論松機軍事用途、質疑AI園區的用電規劃，或者要求市府先處理營養午餐品質，本來都是正常而且理性的政策監督。

同樣地，選民因為施政評價、政策立場或候選人特質而改變支持對象，也不必然與政治仇視有關。

因此，我覺得他一邊說自己理性，一邊說選民不理性的背後，其心可議。似乎，是要激起反對他的人的不滿，來凸顯自己道德形象的正當性。

五、最大的矛盾：2022年的吳怡農不理性，2026年的蔣萬安就有遠見？

還有一段歷史，能讓我們更清楚檢視這種論述是否一致。

2022年，吳怡農提出松山機場遷建，蔣萬安認為國土規劃必須嚴肅面對，不應倉促提出；王鴻薇則質疑軍民兩用機場的國防問題，批評吳怡農缺乏基本常識。到了2026年，換成蔣萬安自己提出松機遷建，王鴻薇卻大力支持，強調時空背景已經不同。

客觀條件確實可能改變，AI產業需求與桃園機場建設進度，也都是可以討論的新因素。但問題在於，松山機場的國防功能不會因為AI產業發展就自動消失，空勤救災、離島航運及民航運量也不會因為提案者換成蔣萬安，就不需要評估。

如果2022年要求吳怡農提出完整規劃是理性的，那麼2026年要求蔣萬安提出相同程度的規劃，也應該是理性的。不能同樣的政策，換了提案者，評價標準就跟著改變。

而這也讓蔣萬安對社會「不理性」的憂慮，多了一個值得自我檢驗的問題。他究竟是依據政策本身的專業與可行性來判斷理性，還是想要說的是只有自己才是理性的？

如果理性代表尊重專業、審慎評估、充分溝通，那麼這些標準就應該一視同仁。

六、整套戰略背後，政治責任如何被重新安排

把民調、松機遷建、核電，以及在節目上酸選民不理性的發言全部串起來。在選情上，蔣萬安透過支持者歸隊與政治氣氛的變化，解釋支持度差距縮小。

在市政上，他透過松機遷建與AI園區，主動設定未來城市發展的議題。在中央地方關係上，松機涉及的跨部會問題，使政策討論自然延伸到中央政府的責任。

在人物形象上，他一方面呈現長期規劃城市未來的現任市長，另一方面則貓哭耗子假慈悲。

他這幾個層次可能共同要處理的，是改變選民與媒體討論這場選舉的方式。

不再只是比較蔣萬安過去四年的成績，也開始討論誰有能力規劃未來。不再只是市府必須回答地方政策如何執行，也逼中央回應重大建設。

不再只是討論候選人的支持度為何改變，也把選戰升溫放進社會對立。

結論：誰來決定什麼叫理性？誰又必須為政策負責？

從選舉政治的角度，當他同時提出這兩套只有自己理性、別人都不理性的論述時，究竟如何界定自己與其他人的責任。

如果重大政策尚未完成跨部會協調，還能將中央提出的專業疑慮轉化為政治攻防，那麼這場選戰討論的焦點，他就可以再繼續嘴中央。

然而，他到底能不能一邊要求選民理性，同時也用相同標準檢驗自己的政策。畢竟，對松機遷建有疑慮，不代表反對AI產業發展；對蔣萬安的施政有不同評價，也不代表選民不理性。

真正的理性政治，不是誰提出的建設願景比較宏大就了不起，也不是誰比較善於把對手拉進自己設定的議題就很厲害。

重點在於，你既然提出了政策，要願意接受同樣嚴格的事實、專業與責任檢驗。選民有權改變自己對你的選擇，市長更有責任說明自己為什麼施政問題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