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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明言詞辯論「死刑是否合憲?」 廢死執行長曝心聲

圖、文/鏡週刊

進行10幾年監所訪談,林欣怡被認為是台灣接觸最多死刑犯的人

▲進行10幾年監所訪談,林欣怡被認為是台灣接觸最多死刑犯的人。

4月23日,台灣將迎來首次探討「死刑是否合憲?」的憲法法庭辯論。大法官言辯結束後,將在幾個月內公布結果,若最終大法官宣告死刑違憲,台灣將透過修法,成為廢除死刑的國家。釋憲前夕,本刊專訪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長林欣怡,20多年來,她是台灣廢死運動最重要的推手。有人稱她「台灣最邪惡組織」執行長,有人認為她對人性太天真。她則形容自己只是普通人,透過多年與死刑犯交流的經驗,看見人有悔悟、贖罪的可能。

林欣怡手寫行事曆的第一頁,有她用不同顏色原字筆寫下、密密麻麻的字跡,條列台灣從2010年重啟執行死刑後、所有遭處決的死刑犯的名字;每到新年她換筆記本,就會重新親手謄寫一遍,「如果前一年沒有執行死刑,我就會很開心,就不用多寫了…」她順著名字一個個指下來、淡淡說道,「這些人是我見過或認識的人,每個人有他們的故事,有時候我也會忘記,要回去看,才會想起發生過什麼事情。」

49歲的林欣怡,是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下稱廢死聯盟)執行長,隨著4月23日即將展開的「死刑是否違憲」的憲法法庭辯論,近年甚少接受媒體採訪的她,再次成為媒體及輿論追逐的對象。日前她接受我們專訪,解釋此次憲法法庭是由一群對死刑議題關切的律師,替現有37名待執行的死刑犯所提出的釋憲申請,申請理由包括認為死刑有違反《憲法》、案件有公平審判或正當法律程序的問題。

面對台灣跟國際社會都關注的重大時刻,她反而顯得平靜,看不出雀躍、或是憂慮,「如果問我個人意見,我很難想像有一個國家的憲法會說殺人是對的,如果是20年前我可能會擔心,但我們已經往前走了那麼多,怎麼可能再走回頭路?」她指出廢死聯盟這次的角色是聲請擔任法庭之友,提出專業意見資料,供憲法法庭審判參考,「我們一直嘗試各種方式,倡議修法、跟社會大眾溝通,也在2010年就提過釋憲,這個當下是因為《憲法訴訟法》實施,剛好有大法官願意把這個題目拿起來要做解釋。」

林欣怡成為廢死推動者的起點,是幾件司法冤錯案件。

1999年,24歲的林欣怡辭去社工工作,到司法改革基金會任職,「進司改會最大的震撼,就是去見蘇建和…」那是她第一次接觸死刑案件,當時蘇建和、劉秉郎及莊林勳3人已被以結夥強盜、強姦、殺害吳姓夫婦等罪名宣判死刑定讞4年,由於警方涉及變造證據及刑求,各界正積極為3人聲援平反,檢察總長也已提起3次非常上訴。

今年1月冤獄平反協會聲援死刑冤案盧正,林欣怡也參與其中。她已致力為其平反24年

▲今年1月冤獄平反協會聲援死刑冤案盧正,林欣怡也參與其中。她已致力為其平反24年。

「走進台北看守所、經過重重檢查,看他們、跟他們講話,他們只比我大幾歲、很年輕…也不是傳統意義的死刑犯,是冤枉的人,卻隨時都有可能會被執行,」林欣怡回憶,當時為了聲援3人,她跟社運伙伴每天在立法院附近舉布條標語,遇到路人就解說、假日就辦大活動,還在濟南教會門口掛上白色翅膀,象徵3人終將自由,「那時蘇爸還在,每次有重要活動他就會來載我們,搬那個翅膀、道具,去司改會開會…」她瞇起眼睛,像被回憶拉走了幾秒鐘,語氣柔軟下來,「我有時候會想到這些畫面,老蘇後來平反了,現在在司改會工作,他們都出現在同一個地點過,可是蘇爸沒有等到他平反出獄,他們沒有機會交會。」

當時聲援蘇建和案的繞走活動一直延續到2000年,終於傳來好消息,案件開啟再審,「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也講台灣要逐步廢除死刑,第一次有這樣的政策宣示,覺得好像有希望。」但她的振奮心情不過半年,司改會另一起救援中的冤案當事人盧正,卻在死刑定讞僅3個月、監察院正針對相關疑點提起調查期間,迅速遭到死刑執行。

時隔24年,盧正被控殺死詹姓婦人一案,仍疑點重重。不僅屢遭監察院糾正警方多項違失、導演蔡崇隆拍紀錄片《島國殺人紀事》為其平反,還成為法學院探討冤案的經典教材。今年1月冤獄平反協會舉行重啟救援此案的記者會,提出三項科學新事證,要求最高檢察署重新檢視此案,那天林欣怡也出席了記者會。在人群中,身高不過150多公分的她顯得嬌小,表情始終嚴肅。

「因為(執行死刑消息)不公開,我們隔天才知道,走進辦公室很錯愕,哭也哭不出來,那刻才真正知道什麼叫『死刑』,一旦執行就完全無法恢復,美國有個死刑冤案平反者說,你只可以從監獄中,沒有辦法從墳墓中救出一個無辜的人…」她表情一沉,停頓後說,「盧正案讓我覺得,我要成為不只是在旁邊關心廢死議題的人,而是要做一點事情。」

2003年,台灣多個人權團體為了救援蘇建和案、徐自強案等冤案成立「替代死刑聯盟」,林欣怡便自告奮勇、直接參與其中,並在2007年成為更名後的廢死聯盟唯一的全職員工。由於當時台灣還未發展相關本土研究,林欣怡與團隊便從了解台灣死刑犯開始,跟政府要求死刑犯名單、進行監所訪談。不同於過去,她開始接觸不是冤案的死刑犯。

林欣怡的筆記本記下每年被執行的死刑犯姓名,以及獄中病逝、自殺的死刑犯

▲林欣怡的筆記本記下每年被執行的死刑犯姓名,以及獄中病逝、自殺的死刑犯。

「其實我也有心理壓力,早期有個案件因為跟性侵害有關,我還找同事陪我一起去,看判決書跟新聞描述覺得這個人真可怕…」她形容自己不如外人想得天真,也會擔憂警惕,「但鐵門上升,(隔著會客玻璃窗)看到他,監獄光線灰灰的,他頭髮剪得很短,表情看不清楚,當下,我覺得他真的就是一個普通人,被關在裡面,現在完全沒有傷害別人的能力,我幹麻要那麼害怕?」

隨著通信、訪視的死刑犯越來越多,林欣怡漸漸意識到每位死刑犯不如外界想像的「青面獠牙」,其背景、案情、犯罪原因也都不同。有些人只有國小畢業,不識字、無法讀信回信;有些人雖然不冤,但案件調查不清,量刑過重、應不至於判處死刑。她也發現,其中不少人因為年輕時犯錯,才走上歧途,「像進入少年監獄就是很黑暗的社會的縮影,不管是管教人員如何對待他們,或是願意接觸他們的人就是裡面認識的朋友…為什麼沒有人幫他們一把?難道我們的制度都沒有問題嗎?」

林欣怡大學讀社會學,學科知識教會她不能忽視人的生活背景,認定罪犯就是天生的惡人;而從小父母離異的生命經驗,也使她更能設想這些人的處境。她甚少提起這段經歷,當年母親與丈夫離婚後,獨自一人到台北工作,將她與兩個姐妹留給桃園的祖父母照顧,「那個年代家庭離異不太普遍,輔導老師會很特意看待你,」除了常被老師約談,擔心她成為「壞小孩」,她也曾在課堂中被叫出去集合,「我跟隔壁班同學問為什麼我們被叫來?不斷猜測,後來發現是我們爸爸媽媽離婚,學校覺得我們需要特別關照,那種標籤有點不太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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