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怎麼撐9／孩子哭聲讓她瞬間回到摩蘇爾　戰地記者如何和PTSD共處？

前言

Jarmila Štuková記得自己從伊拉克回到捷克後，有一天坐在電車裡，車廂忽然傳來一個小孩的哭聲。她整個人瞬間僵住，心跳開始加快，腦中也立刻回到摩蘇爾前線，重新看見那些受傷與死亡的人。周圍明明是一座和平城市裡再普通不過的日常聲音，她的身體卻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反應。

她後來向一名熟悉戰爭創傷的朋友談起這件事。對方曾經和南斯拉夫戰爭中的創傷者工作，提醒她這可能是PTSD，也讓Jarmila第一次更認真面對那些跟著自己離開戰場的記憶。她沒有因此停止工作，卻開始調整自己和前線的距離，尋找能夠讓身體與心理重新回到日常的方法。

《台灣怎麼撐》第九篇把視角移到記錄戰爭的人身上。當記者一次又一次走進槍火、醫院與死亡現場，新聞完成之後，那些經驗又會以什麼方式留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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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哭聲　觸發戰場記憶

戰地採訪期間，記者常常沒有太多時間處理自己的情緒。Jarmila曾經形容，在伊拉克連續工作10天後，她每天大約只睡3個小時，累到甚至無法專心處理照片。有一次當地協力者原本答應不會帶她去最前線，最後抵達現場，她才發現狙擊手就在附近射擊。那種環境裡，人的注意力幾乎都放在安全、移動、採訪與工作是否能完成。

也因此，Jarmila不是在摩蘇爾發現自己出了狀況，而是在已經回到捷克之後。一個孩子的哭聲，突然把幾千公里外的戰場重新帶回腦中，她才開始意識到，離開危險並不代表身體已經離開那個狀態。她在訪談中回憶，當時心跳非常快，腦中重新看見摩蘇爾的傷者與死者，甚至一度以為周圍發生了什麼事。

對她來說，這也是理解PTSD的一個起點。前線的槍聲與爆炸有明確來源，回國後的反應卻可能藏在日常生活裡，一個聲音、一個畫面，甚至某種熟悉的情境，都可能突然把過去拉回現在。Jarmila在我們的對話過程中，侃侃而談自己如何慢慢找到和這些記憶相處的方法。

報導之外　她轉向援助工作

其中一個轉折，是她發現單純完成新聞報導，對自己的心理狀態並不一定足夠。她說，自己當然拍了照片、寫了文章，卻曾經在情緒最差的時候產生一種無力感，覺得眼前明明有這麼多痛苦，自己卻沒有真的辦法改變什麼。後來她開始投入援助計畫，因為當她能具體幫助某些人時，那種行動會讓自己的心慢慢平靜下來。

Jarmila在訪談中提到「Care for a Scar」計畫，她與捷克燒燙傷外科醫師合作，協助戰爭傷患處理傷口與疤痕後續照護。烏克蘭戰爭爆發後，醫院承受大量傷患壓力，這類計畫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讓患者知道離開醫院後如何繼續照顧受傷部位。她形容，投入這些工作對自己的心理狀態幫助很大，也逐漸改變她安排戰地工作的方式。

俄烏戰爭爆發後，她曾再次前往烏克蘭，卻發現現場已經聚集大量記者。過去她常在記者很少的戰區工作，這一次既然已經有人負責記錄前線，她選擇把注意力放到街頭需要協助的人，尤其是那些不知該往哪裡去的年長者。她和丈夫一起完成報導，也因此為這些人帶來更多援助，Jarmila說，這種經驗帶給她的平靜，甚至超過單純完成一篇新聞。

前線降到兩成　重新調整距離

Jarmila沒有因為這些經驗離開戰地新聞。她承認，有些時候仍會出現一種很強烈的衝動，覺得自己必須回到前線，連她自己都覺得這種感覺很難擺脫。不過她已經重新調整工作比例，現在真正待在前線的時間，大約只占全部工作的10%到20%，其餘時間更多投入援助與其他計畫。

這樣的調整，對她而言並不代表放棄新聞工作。她仍然持續報導戰爭、研究衝突與極端主義，也仍然相信記者必須有人到現場；只是經過多年採訪與自身的創傷反應之後，她開始需要另一個出口，讓看見的事情可以進入新聞，也能轉化成某些實際行動。對她來說，工作的方法改變了，前線也不再占據全部的人生。

這一點在她談自己的日常時更加明顯。Jarmila說，每次從戰區回來，她會去劇場、看展覽，也會做很多運動，把時間留給身邊的許多朋友。她形容自己一直過著「兩種人生」，其中一邊是地緣政治、戰區與非常艱難的環境，另一邊則留給藝術、思考與一般生活。

戰爭與藝術　維持兩種人生

Jarmila並沒有把這兩種生活完全切開。她說，長期進出戰區之後，自己愈來愈清楚一般人的生活其實非常脆弱，也因此更珍惜現在能夠擁有的生活。劇場、展覽、運動與朋友看起來都很平常，對一個經常往返戰區的人來說，這些平常事物卻構成了重新適應和平環境的重要部分。

COVID-19疫情剛開始時，她也感受到戰地經驗帶來的另一種影響。當周圍很多人因未知疫情感到害怕，她發現自己的恐懼沒有那麼強；原本無法前往伊拉克後，她很快轉而投入醫院與街頭援助工作。她形容自己已經習慣在情勢改變時調整角色，當原定工作無法繼續，就尋找眼前還有哪些事情可以做。

我們問她，多年的戰區經驗是不是讓自己變得更有韌性，她給了肯定的答案。不過她所描述的韌性，並沒有抹掉電車上那次突然僵住的身體反應，也沒有讓摩蘇爾的畫面從記憶中消失。她找到的是一種能繼續工作、繼續生活，也知道什麼時候需要拉開和戰場距離的方法。

有人酗酒　有人困在創傷裡

Jarmila很清楚，並不是每一名戰地記者都能找到這個平衡。訪談最後，我們問她，如果有人想成為戰地記者，她會給什麼建議？她提醒，應該一步一步累積經驗，先了解自己是否適合這種環境，不要第一次採訪就直接進入最激烈的前線。她之所以這樣說，是多年來看到太多同業的崩潰。

「我看過很多戰地攝影記者一直哭，也有人後來變成酒鬼，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和那些經驗一起生活，他們迷失了。」Jarmila說。她把韌性視為戰地工作需要的能力之一，因為能在槍火中完成採訪，只能說明一個人在當下能夠工作，離開戰場後如何面對累積下來的記憶，可能才是更長期的考驗。

戰地新聞的危險通常很容易被看見。槍擊、爆炸、綁架與受傷都有清楚的時間和地點，而記者返國後的影響卻可能藏在生活裡。

對一名長期進出戰區的記者而言，回來不只是搭上離開戰區的飛機。能夠在那些衝擊畫面仍然存在的情況下，重新建立工作、人際關係與日常生活，才讓「回到家」這件事真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