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怎麼撐7／難民來了10年 德國為何陷入缺工與反移民政治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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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5年，大批敘利亞人經由巴爾幹半島進入歐洲，時任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留下那句後來不斷被引用的「Wir schaffen das」，意思是「我們做得到」。10多年過去，當年的孩子已經長大，有人讀完德國學校，有人進入大學，有人開始工作；當年抵達的成年人，也有人取得永久居留甚至德國國籍。截至2026年4月，德國境內仍有約93萬6000名敘利亞籍人口。這個數字還沒有包括已經取得德國國籍、因此不再被統計為敘利亞籍的人。
另一個數字卻朝相反方向走。德國政府統計，2025年的庇護申請比2024年減少51%，整體淨移民也持續下降。到了2026年，初次庇護申請仍比前一年同期明顯減少。照理說，移民危機應該正在降溫。德國政治卻不是這樣。移民依舊出現在選舉海報、國會辯論與極右政黨的主要訴求裡。德國另類選擇黨（AfD）持續把邊境、難民與移民政策放在選戰核心；在部分東部邦，AfD的支持度甚至已經超過傳統主流政黨。
因此，10年後再看德國的難民問題，問題已經不只是「還有多少人進來」。更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實際移民壓力下降之後，移民議題的政治溫度仍然這麼高？《台灣怎麼撐》第八篇從留在德國的敘利亞人出發，看一場難民危機如何在10年後變成勞動力、經濟與政治認同交織在一起的問題。
在柏林訪問歐洲外交關係協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ECFR）亞洲計畫政策研究員Alexander Lipke時，我們問他，德國的難民問題是不是仍然像10年前一樣嚴重。他的答案很有意思。Lipke說，如果只看實際人數，移民已經沒有過去幾年那麼急迫。新抵達者減少，部分地方政府仍須負擔難民住宿與社福支出，但德國已經不是2015年大量人口突然湧入的狀態。
政治上的感受卻沒有跟著下降。Lipke說，AfD仍然把移民放在最重要的政策議題之一，執政的保守派也持續強調收緊移民政策，希望把流向極右政黨的選票拉回來。這形成一個值得觀察的落差。德國政府的數字顯示，2025年庇護申請已比前一年減少一半以上；政治人物卻仍然必須不斷回應邊境、遣返與移民問題。Lipke認為，如果把AfD的支持完全歸因於移民，會漏掉德國社會另一層變化。
Lipke在訪談中提到，部分AfD選民確實抱持強烈的反移民態度，甚至認為德國接收了太多人。但他認為，還有一批選民的不滿來自別的地方。「經濟停滯、覺得自己被拋在後面，以及對執政政黨感到失望。」
他觀察，有些民眾認為傳統政黨沒有改善自己的生活，薪資、住房、公共服務或地方發展也沒有明顯變好，最後選擇支持一個反對既有政治體系的政黨。對這些人來說，移民可能是最容易被看見的議題，背後的不滿卻不只有移民。這個判斷放到今天的德國尤其重要。德國經濟經歷數年低成長與衰退後，2026年才開始出現微弱復甦，但部分東部地區的人口老化、所得與產業發展落差仍然存在。近期薩克森安哈特邦選情中，AfD支持度已突破4成，遠高於總理梅爾茨所屬的基民盟。
如果經濟與生活前景沒有改善，只把移民政策收得更緊，未必能讓極右支持度跟著下降。Lipke在訪談中提出的判斷很直接：德國保守派相信，只要證明政府可以控制移民，就有機會把選民從AfD拉回來；但當政策已經收緊、移民數字也下降，AfD仍然維持高支持度，就必須尋找移民之外的原因。
移民政治還有另一個很現實的變化。當一群人在一個國家生活10年之後，他們已經很難再被視為單純等待「回去」的暫時人口。德國獨立記者Leonardo Pape接受《三立新聞》訪問時提到，多數10年前抵達、如今仍住在德國的敘利亞人，很多已經學會德文、找到工作，也有部分取得德國國籍或長期居留資格。即使敘利亞局勢改變，也不能假設這些人會全部回去。
德國醫療體系就是很具體的例子。德國聯邦醫師公會（Bundesärztekammer）統計，2025年具有敘利亞國籍的醫師共有7959人，是德國所有外籍醫師中人數最多的群體。若把已經歸化取得德國籍的敘利亞裔醫師也算進去，實際人數還會更高。德國整體醫療體系本身也高度依賴移民。德國聯邦統計局估計，2024年約有24%的醫師是從國外移居德國。Pape在訪談中也提到，移民已經大量進入物流、服務業與醫療體系。他舉例，德國包裹配送等勞力密集產業高度依賴移民，敘利亞人當中也有不少人成為醫師。對今日德國而言，這些人已經是勞動市場的一部分。
所以「難民要不要回去」到了2026年，已經不只是庇護政策。如果一名敘利亞醫師在德國工作了8年、孩子在德國上學、家庭已經定居，他究竟還是一名等待返回原籍國的「難民」，還是一名德國社會需要的醫療工作者？這也是難民危機進入第二個10年後，政策上愈來愈難切割的問題。
德國面對的矛盾因此相當清楚。人口老化讓德國需要更多工作人口，醫療、照護、物流、餐旅與其他服務業都存在缺工問題。支持較開放移民政策的一方主張，德國需要更多外來勞動力，也應該讓已經進入社會的難民更快取得工作、語言與職業訓練，降低長期依賴社會福利的可能。Lipke在訪談中也提到這套論點。他認為，如果已經融入社會的敘利亞人突然大量離開，醫療、護理與其他缺工產業都可能受到影響。從這個角度看，讓移民更快進入勞動市場，本來具有經濟上的理由。
Pape觀察，近年德國民眾對移民的態度確實比過去負面，梅爾茨政府也提高部分移民與居留門檻。但他同時指出，要求把「大部分移民全部送走」仍然不是德國社會的主流態度。這讓德國的移民政策很難只用「開放」或「關閉」來理解。政府既要回應選民要求控制邊境與減少非法移民，又要面對人口老化與企業缺工；既有人要求敘利亞局勢改變後加速遣返，也有醫院和企業發現，許多10年前來到德國的人早已成為自己需要的員工。
難民潮通常以人數被記錄。多少人跨過邊境、多少人申請庇護、政府花了多少錢、地方政府還有多少床位。危機發生時，這些數字當然重要。但德國的經驗顯示，人口移動造成的影響往往比危機本身更久。
2015年進入德國的敘利亞人，如今已經在醫院看診、送貨、工作、繳稅，有人的孩子甚至只熟悉德國生活。另一方面，移民依然是選舉中最容易引發情緒的議題之一。這兩件事可以同時存在。因此，德國現在面對的社會壓力，已經很難只歸類成一場「難民危機」。移民、缺工、人口老化、經濟停滯、區域發展落差，以及對主流政治的不信任，逐漸纏在一起。
Lipke認為，若只把極右勢力的成長解釋成選民反移民，就可能看錯問題。當實際移民數字下降，政治不滿卻沒有跟著消失，真正需要處理的還包括那些覺得生活沒有改善、自己被經濟發展落下的人。這也是德國10年前接收難民之後，今天留下來的一個更複雜的現實：移民可以成為政治不滿最醒目的標籤，但標籤底下，未必只有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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