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怎麼撐2／從太陽能輸到電動車 歐洲正面臨「中國衝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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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數十年來，德國與中國維持著一套看似穩固的交換模式：中國提供市場，德國出售汽車、機械與高階工業產品。政治歧見可以暫時擱置，只要經貿往來繼續成長，雙方都能從中獲利。
如今，這套模式正在鬆動。
歐洲曾經領先的太陽能產業逐漸萎縮，中國電動車開始與德國車廠正面競爭，電池供應鏈也愈來愈集中於中國。德國這才發現，中國已經不只是重要市場，也可能成為侵蝕歐洲工業核心的直接競爭者。
歐洲外交關係協會政策研究員Alexander Lipke將這股衝擊稱為「中國衝擊2.0」。它帶來的考驗，不只是哪一國的產品更便宜，而是當本土工廠、技術與供應商逐漸消失，一個國家還剩下多少維持生產的能力。
《台灣怎麼撐》第二篇從德國汽車、太陽能與電池產業出發，看歐洲如何重新計算對中國的依賴。
中國過去是德國車廠最重要的市場，如今卻成為歐洲工業的直接競爭者。ECFR政策研究員Alexander Lipke認為：「歐洲擔心的已經不只是貿易逆差，而是自己的工業核心能不能留下來」
談到德國與中國的經貿關係，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柏林相信的是一套彼此受益的模式。
中國是一個持續成長的巨大市場，德國提供汽車、機械與高階工業產品。中國經濟規模愈來愈大，德國企業也能跟著獲利。政治上的歧見可以繼續談，卻沒有必要因此破壞雙方的經貿關係。這套模式支撐了德國企業在中國數十年的布局，也深深影響德國政府的對中政策。
如今，柏林開始懷疑，這個模式還能不能走下去。
歐洲外交關係協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ECFR）亞洲計畫政策研究員Alexander Lipke接受《三立新聞》專訪時指出，德國過去一直是歐洲最不願意對中國採取強硬貿易措施的國家之一。原因很現實，汽車業是德國經濟的重要支柱，福斯等企業長期高度依賴中國市場，也曾在中國賺進可觀獲利。
企業的利益與遊說力量，使柏林面對中國時始終十分謹慎。
但是當德國車廠在中國的銷售下滑，中國電動車開始進入歐洲，中國企業又在太陽能、電池、化工與部分風電領域取得優勢，德國面對的已經不是原本想像中的市場關係。
Lipke用了一個詞形容歐洲此刻承受的壓力：「China Shock 2.0，中國衝擊2.0。」
這一波衝擊帶來的，不只是更多中國商品，而是歐洲開始擔心，自己的工業會不會在長期競爭中逐漸消失。
如果要理解現在的轉變，必須先回到德國過去的選擇。
Lipke指出，無論是梅克爾（Angela Merkel）執政時期，或後來的蕭茲（Olaf Scholz）政府，德國對中國長期抱持一個基本態度：雙方可以討論歧見，但德國不願採取可能明顯惡化關係的行動。
這樣的立場，和歐盟執委會近年對中國的態度並不完全一致。
歐盟對中國產業補貼、市場准入與貿易失衡愈來愈警戒，部分成員國也主張採取更積極的貿易防衛措施。但德國汽車業在中國投資甚深，不只把中國視為出口市場，許多德國車廠本身也在中國生產、銷售。
一旦歐盟提高關稅，中國可能採取反制，德國企業很可能同時受傷。
這種矛盾在中國電動車爭議中表露無遺。
歐盟執委會2023年對中國製造的電動車展開反補貼調查，認定中國電動車產業鏈受益於不公平補貼，對歐洲生產者構成經濟損害威脅。歐盟最後在2024年決定，對中國製造的純電動車課徵為期五年的平衡稅。
德國在成員國表決時選擇反對。
一方面，中國電動車已經對歐洲市場形成競爭壓力；另一方面，德國汽車業又深度參與中國市場。對柏林而言，中國既是競爭者，仍然也是難以割捨的客戶與生產基地。
Lipke說，歐洲內部一直存在兩股力量。有些國家認為必須採取更強的防衛措施，也有國家希望避免與北京發生經貿衝突。
真正值得注意的變化，是德國自己的立場開始鬆動。
Lipke觀察，梅爾茨（Friedrich Merz）政府上台之後，柏林開始更願意公開指出，中國的經濟模式可能對德國與歐洲工業造成負面影響。
對德國而言，這不只是政策調整，也牽涉經濟觀念的改變。
德國長期相信自由貿易、市場競爭與企業自主。要求政府介入市場、提高關稅，甚至要求企業分散供應來源，都和過去習慣的思考方式不同。
Lipke把這個過程形容為一場「intellectual rethinking」，一場政策思維上的重新檢討。
「現在德國開始意識到，我們不能只檢討自己的競爭力、能源價格或勞動成本，」Lipke說，中國經濟體系目前的運作方式，已經成為德國與歐洲「工業能力與工業核心」所面對的威脅。
德國政府、企業與學界對於該採取多強的措施，目前仍存在分歧。汽車業擔心失去中國市場，受到中國進口競爭衝擊的產業，則希望歐洲採取更積極的防衛政策。
但過去很難聽見德國總理公開把中國和德國經濟困境放在一起談，如今這件事已經發生。
對歐盟而言，德國的態度尤其重要。許多歐洲政策如果沒有柏林與巴黎推動，很難形成足夠力量。當長期踩煞車的德國開始移動，歐洲對中政策才可能真正轉向。
Lipke所說的「中國衝擊2.0」，和單純抱怨中國商品便宜並不相同。
如果只是某一項進口產品價格較低，消費者可以得到便宜商品，企業也可能降低生產成本。但當低價進口伴隨本土工廠關閉、供應鏈萎縮、技術與產能逐漸流失，問題就不再只是價格競爭，它會進入經濟安全。
Lipke認為，歐中關係目前充滿潛在衝突，背後正是快速擴大的貿易失衡，以及歐洲對工業空洞化的焦慮。這些壓力已經累積到「無法繼續忽視」的程度。
中國企業的優勢，也不再集中於勞力密集、附加價值較低的商品。
電動車、電池、太陽能設備，都是歐洲下一階段能源轉型與工業政策的重要產業。當中國企業不只提供成品，還掌握原料加工、中游零組件、製造規模與完整供應鏈，歐洲面對的便不只是幾家企業的輸贏。
歐洲擔心的是，如果這些產業一個接一個失去本土製造能力，未來即使想重建，也未必還有足夠的工廠、技術、人才與供應網絡。
歐中雙方對問題的認知，又存在很大落差。
歐洲認為，中國的補貼、產能規模與出口價格已經扭曲市場；北京則主張，中國企業能夠取得市場，是因為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歐洲企業應該設法提高自己的競爭力。
Lipke坦言，當雙方連「問題是否存在」都沒有共同答案，短期內要靠談判找到解決方案並不容易。
歐洲並非到了電動車大量進入市場之後，才第一次發現供應鏈依賴。
Lipke回顧，大約六至八年前，華為與5G設備已經讓歐洲開始討論，攸關通訊的關鍵基礎建設，能不能高度使用中國零組件。
COVID-19疫情又暴露另一種依賴。當口罩與基本醫療用品突然短缺，歐洲才發現，就連這些看似簡單的產品，也高度仰賴中國供應。
而真正讓產業消失與進口依賴連在一起的，則是太陽能。
歐洲曾經是太陽能技術與產業發展的重要先驅，並把再生能源視為綠色轉型的核心。然而，隨著中國製造規模快速擴張，歐洲本土生產逐漸失去競爭力。
工廠縮減或關閉後，歐洲推動能源轉型所需的設備，反而愈來愈依賴中國。
根據歐盟統計局資料，2024年歐盟從境外進口的太陽能板當中，中國供應的比率達到98%。
Lipke形容，太陽能呈現的是同一條清楚的路徑：歐洲失去一個自己曾經領先的產業，接著把中國的製造規模轉化成難以擺脫的進口依賴。
便宜的中國太陽能板降低了綠色轉型的成本，卻也讓歐洲本土業者更難生存。等到政府開始把供應集中視為能源安全問題時，原有的產業基礎已經大幅削弱。
如今，歐洲擔心這個故事在其他產業重演。
太陽能產業的衰退，過去還能被部分德國人視為特定產業的失敗。汽車的意義完全不同。
汽車是德國最具象徵性的工業，也是德國長年從中國市場獲利的核心產業。福斯等車廠過去把中國經濟成長視為自身商業模式的一部分，現在卻同時面對中國本土品牌崛起，以及電動車轉型帶來的競爭。
Lipke指出，德國車廠在中國的銷售持續承受壓力。過去向中國出口高階工業產品的關係，正逐漸轉變成中國企業進入歐洲，和德國企業直接競爭。
這也使德國無法再把工業困境全數歸因於國內能源價格太高、工資太貴或行政效率不足。
當競爭進入汽車，德國才真正感受到「中國衝擊2.0」已經碰到自己的工業核心。
而電動車背後，還有另一條歐洲正在迅速增加依賴的供應鏈：電池。
Lipke的研究領域之一，就是歐洲對中國綠色科技的依賴。
他指出，中國企業近年已經成為全球電池產業的領導者，在歐洲市場的占有率也快速提高。歐洲增加的依賴，不只出現在最後組裝完成的電池芯，而是分布在供應鏈的不同環節。
電池對歐洲的重要性，遠超過單一商品。它同時連接電動車、能源儲存與綠色轉型。當電池供應鏈高度集中，歐洲汽車工業與能源政策也會一起受到影響。
若市場運作順暢，中國產品的價格與製造規模有助於歐洲降低轉型成本。但只要供應受到政治關係、貿易限制或其他危機影響，歐洲就必須面對另一個問題：自己還有沒有替代來源？
這也是經濟韌性與一般商業競爭不同的地方。
企業平常會選擇價格最低、效率最高的供應商；國家考慮的，卻不能只有今天的成本。它還必須計算，當原有供應無法持續時，工業能不能繼續生產。
歐洲近年不斷談「去風險」，背後正是對供應集中與工業流失的警覺。
Lipke指出，歐洲正在討論的選項，包括更多反補貼調查、關稅與貿易防衛措施，也有人主張建立新的供應來源多元化工具，要求企業不能只向單一供應商，或同一個國家的供應商採購。
這些措施仍在討論中，德國的政策轉向也遠未完成。歐洲既不可能在短期內把中國從供應鏈中完全移除，也沒有準備放棄中國市場。「去風險」不是全面脫鉤，而是在危機發生以前，降低單一來源無法取代的程度。
真正困難的部分，是許多依賴早已累積多年。工廠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出現，技術、人才與產業聚落也無法只靠一道命令重建。等到本土業者退出市場，才要求企業尋找第二個選項，往往必須付出更高成本，也需要更長時間。
歐洲接下來必須決定的，不只是要不要降低對中國依賴，而是願意為保留替代能力付出多少代價。
相關稀土、中游零組件與供應鏈替代的難題，將是「去風險」政策下一步更棘手的考驗。
在《台灣怎麼撐》系列專題的第一篇文章裡，宋高祖把「韌性」帶回人的選擇。
設備可以計算，物資可以盤點，但是一個人在危機中願不願意留下、願意承擔多少代價，很難透過演習得到答案。
而現在Lipke談的則是另一個層次：如果一個國家的工業遭遇外部壓力，還有沒有能力繼續生產？
太陽能、電動車與電池看似是不同產業，背後卻指向相同問題。當一個社會長期把最低成本視為唯一選擇，本土產能可能在不知不覺間縮小。等到地緣政治改變，原本純粹的商業依賴，就會成為國家安全的一部分。
歐洲的經驗或許無法直接印證在台灣，但它更像是一個關於時間的警告。
產業依賴通常不是在危機爆發的那一天突然形成，而是在多年追求效率、規模與便宜價格的過程中逐漸累積。等到政府承認風險，本土工廠、供應商與人才可能早已離開。
對高度參與全球分工的台灣而言，經濟韌性也不能只是列出依賴哪些國家、進口多少產品。
更重要的是，哪些能力一旦失去，將來很難重新建立？哪些供應即使平常比較昂貴，也必須保留第二個來源？哪些產業不能只用眼前的市場價格判斷價值？
太陽能產業已經讓歐洲付過一次代價。現在，電動車與電池正在把同一道考題送進德國最重要的工業腹地。
「中國衝擊2.0」真正撼動的，不只是歐洲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數字，而是歐洲對經濟安全的理解。當中國從市場變成競爭者，從供應來源變成難以取代的依賴，歐洲才開始重新計算，維持一個國家的工業能力，究竟值多少錢。
這個答案，往往要到原來的產業消失之後，才看得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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