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萬安大兒子甄選爭議 醫嘆：權力有時根本不必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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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官場，最不朽的發明不是火藥，是「程序」。
一九八八年，時任國民黨秘書長、前教育部長——翌年他便是行政院長——李煥的千金李慶珠考甲等特考，論文題目叫〈我國人才外流與回流的探討〉。
後來查出論文大量取用她昔日下屬陳聰憲的碩士論文，卻未註明來源。更巧的是，那項考試原定錄取兩名，最後增額錄取四名，而總成績排名第四的李慶珠，因此上榜。
一切都有程序，程序疊得整整齊齊，像壽宴上的九層糕，只是每一層都是別人蒸的。
多年後，考試院認定李慶珠以不當方法使考試發生不正確結果，撤銷她的甲考及格資格，吊銷證書。
官場的故事，總會押韻。
一九九七年，當時的外交部長章孝嚴——後來改姓蔣——他的兒子章萬安，沒有走大學聯考的獨木橋，而是透過當時仍屬新興管道的推薦甄試，進入政治大學外交系。
外交部長的兒子讀外交，當然不等於特權。推薦甄試也是合法、正式的入學制度。
有趣的是，當年的新聞甚至留下這樣一幕：口試時，教授問章萬安，如果他是外交部長，在做法上與「現任外交部長」會有什麼不同。
而現任外交部長，正是他的父親。
三十年後，這位公子做了台北市長。
市長的兒子呢？
他老老實實考了會考，考上建中，但國中畢業之際，身上揹著一個不會讓所有人服氣的特殊規格「市長獎」。
國中畢業典禮上，少年獲頒「第二類傑出表現市長獎」。
同校三位得主：一位曾獲台北市國語文競賽寫字組第一、美術比賽書法類第二；一位獲全國音樂比賽特優，並有多次公開售票演出；第三位，也就是市長公子，則因長期投入童軍活動與其他課外表現，獲校方推薦。
前兩張獎狀，是擂台上真刀真槍打回來的名次；第三張的關鍵詞，是「投入」。
名次可以覆核，投入需要裁量。
校方說得並沒有錯：這個獎本來就不只看課業成績，而是鼓勵不同領域的長期表現。孩子也確實長期參與童軍活動。
所以，也許全然清白。
但問題恰恰在此。
凡是不完全依名次決定、而需要判斷「表現」的獎，就是裁量權的地盤；而裁量權，是引力最強的地方。
何況這個獎叫市長獎，頒獎的叫市長，領獎的是市長公子。
父子在台上自拍，其樂融融。
童軍格言是 Be Prepared，時刻準備著。
準備什麼？
少年未必知道，但答案其實早已備妥：他站上台領獎的時候，另一份甄選早就底定了——前一年年底報名、當年上半年放榜，台北市教育局選送赴美加公費交換的二十五名學生，公子名列其中；七月的行前交流會，官方合影裡已有他的身影。
這項計畫一般家庭依所得級距，可以獲得七萬五千元或二十萬元補助；名額只有二十五個。
市長面對質疑時說，孩子跟所有參加計畫的學生一樣，「符合資格，符合規定，符合程序」，自己「從頭到尾都沒有介入甄選」。
你看。
又是程序。
論市長獎，台北曾有一個無人能質疑的版本。
一九九八年，馬英九的長女馬唯中自北一女畢業。她英文表現優異，曾代表學校參加全國英語演講比賽，得到第二名；同年三月，她已通過推薦甄試錄取台大動物系。
頒贈市長獎的是她父親的頭號政敵陳水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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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有一個詞，叫 Noblesse Oblige，貴族義務。
香港作家 Cheng Lap 二〇一五年在《鳴人堂》寫過一篇文章，談東亞社會對這個觀念的陌生。
這個觀念的核心其實很簡單：
一個人從社會得到越多財富、地位與聲譽，就對社會負有越大的責任；擁有更多的人，應該去做更困難的事，承擔更多風險。
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貴族與上層階級承受了異常沉重的傷亡。軍官「帶頭衝鋒」的傳統，使許多出身名門的年輕軍官死在最前線。
哈利王子照樣從軍，還兩度開赴阿富汗。
鋼鐵大王卡內基一生捐出大部分財富。他甚至認為，把巨額財富留給後代，往往不是恩典，而是傷害。
爵位不是獎品，是債券。
持有人終身付息。
東亞的常態，常常剛好倒過來。
Cheng Lap 說得準確：在這裡，「擁有更多本身並不伴隨任何義務」。
有本錢的人最厭惡風險，最懂得替家族子弟找到安全的路；低風險、容易取得、又有制度背書的好處，尤其誘人。
於是再回頭看那二十五個名額。
一般家庭可以得到七萬五千元或二十萬元補助。
對市長之家，這筆錢只是幾晚晶華酒店的觥籌交錯；對城中某些家庭，卻可能是孩子一生唯一一張踏入世界的船票。
真正的貴族義務，不是輿論起火之後才宣布不領補助。
而是一開始，就問自己：
這個名額，我能要嗎？
市長之子出生於美國，也具有美國公民身分。這樣的家庭，本來就有能力自行安排赴美就學，不必透過只有二十五席的市府交換計畫。
讀得合意，便留下；思鄉了，再回來。
選擇很多。
而對某些家庭而言，選擇只有這一次。
所以問題從來不只是那七萬五千元或二十萬元。
問題是第二十六名本來有機會一探世界。
「補助可以不領，名額不能不佔」，這不會是蔣家的下台階。
如果前二十五名之中，有一個家庭其實根本不需要這扇門，那麼站在門外的第二十六名，看到的是什麼？
這才是稀缺公共資源真正的重量。
美國公民回美國念書，本是天下最不需要政府幫忙的一件事之一；偏偏還要走進公家的窄門，這才叫蹲在瓜田裡繫鞋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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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of Interest。
現代司法倫理有一條重要原則：只要法官與案件之間存在足以使人合理懷疑其公正性的利益關係，就應該考慮迴避。
不是因為已經證明他有罪。
甚至不是因為已經證明他偏袒。
恰恰相反。
迴避的目的，就是讓我們永遠不需要回答那個問題。
所以，迴避不是因為有罪。
而是因為體面。
體面，Decency，不一定寫在法律裡。
它寫在一個人如何面對自己擁有的權力。
我們的社會卻常常反過來：不問體面，只問「有沒有違法」。
沒違法，就理直氣壯；符合規定，就覺得質疑都是多餘。
被問急了，再說：
不要剝奪孩子追夢的權利。
孩子當然有夢。
全台北的孩子都有夢。
只是有些夢，自帶引力場。
獎，是父親頭銜之下的獎。
計畫，是父親所領導的市政府辦的計畫。
評審看到那個姓氏，手會不會抖一下？
沒有人知道。
我也沒有證據說它抖過。
正因為沒有人知道，也不應該讓任何人必須猜，古人才留下四個字：瓜田李下。
李慶珠寫人才外流，最後甲考資格被撤銷；章萬安以推薦甄試進外交系，後來成為市長；如今市長的兒子，在父親手上領了市長獎，再從父親領導的市政府所辦計畫中，取得二十五席之一。
這三件事的性質不同，證據強度也不同。
不能把它們都叫做特權。
但是把時間拉長來看，卻有一件事情始終值得追問：
一個人離權力越近，他應該享有和別人完全一樣的方便，還是應該承擔比別人更高的避嫌義務？
權力最可怕的地方，未必是伸手。
權力有時根本不必伸手。
它只要站在那裡，周圍的人便知道它在那裡。
知名出版人顏擇雅有一本書，叫《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
書名借來一用，與內容無涉。
對一般人來說，最低的水果摘完了，就得搬梯子、爬樹、冒險。
對離權力很近的人而言，恰恰是最低的水果，彷彿永遠摘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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