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安國
中國長期以來利用政治力量介入，抵制我國選手以國家名義參加奧運、禁止中華民國國旗進入賽事會場，但近期在面對國際社會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的聲浪時，卻大聲疾呼「政治不應干涉奧運」、「運動員才是奧運會主體」，無疑顯露其「雙標」本質。
▲北京冬奧明年2月即將登場，國際抵制聲浪高漲。（圖／中央社）
西方抵制與中國的反抵制
鑒於中國對新疆實施種族滅絕政策、侵害香港新聞及言論自由等人權不良紀錄，去年下半年起國際人權組織及部分美歐國家議員紛紛呼籲國際社會抵制北京冬奧，今年以來美國、加拿大、英國、捷克等國國會及歐洲議會更相繼通過法案或議案，要求各國政府採取外交抵制、拒派官員出席北京冬奧相關儀式。
中國為反制國際社會對北京冬奧的抵制呼聲，施壓國際奧會向世界強調「運動員是奧運會主體」、「不應讓政治干涉奧運」，並研議擇機宣布：若運動員所屬國家拒絕參賽，歡迎運動員以個人名義參賽，中國將提供多方幫助。此外，中國內部規劃主動邀請第三世界國家記者赴北京採訪冬奧賽事，並提供語言服務及客制化新聞稿件，意圖利用非西方媒體的力量，抗衡國際主流媒體有關抵制聲浪的報導。
以「人權」而非「政治」為名的抵制行動
奧運歷史上較大規模的抵制行動共有6次，其中多數充斥著維護人權的色彩，例如為抗議希特勒侵害猶太人人權而抵制1936年的柏林奧運、為抗議南非種族隔離政策而抵制1976年蒙特婁奧運、為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而抵制1980年莫斯科奧運等，以現今主流價值而言，相信沒有人會認為上述抵制行動是「政治干預體育」；那麼，為抗議中國壓迫新疆及西藏少數民族、嚴密監控維權及民運人士、剝奪香港自治權利而抵制北京冬奧，又怎會是「政治干預體育」?
確實如國際奧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所言，國際社會不能期待國際奧會解決聯合國、G7、G20都解決不了的問題，但這並非放任中國繼續侵害人權的理由，西方以抵制北京冬奧敦促中國改善人權條件，相較於漠視種族滅絕慘劇而浸淫在歡慶體育盛會的表象裡，更加符合《奧林匹克憲章》中捍衛人權的精神。
臺灣的參奧史，就是中國以政治干預體育的見證史
1971年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後，中國持續以所謂「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為由，排擠臺灣國際參與空間；1976年的蒙特婁奧運，加拿大政府即在中國干預下以「國名」問題，拒絕讓中華代表隊入境，這就是赤裸裸的以政治干預體育。其後臺灣為了不讓運動員因政治干預而讓辛苦訓練的心血付諸流水，失去在體育最高殿堂發光發熱的機會，故在各方奔走協調後簽署《洛桑條約》（由中華奧會與國際奧會於1981年在瑞士洛桑簽署，規範臺灣參加奧運的名稱、會徽、會旗等事宜），以「中華臺北」之名、梅花旗徽，重新回到奧運舞臺。
我國代表團「更名」雖是因國際奧會的決議，且「更名」後得以順利參加賽事，但「奧會模式」畢竟是考量外交處境與選手權益後的妥協產物，不應倒果為因，運動員的權益根本不應該在賽會前因任何政治因素而受損，中國在國際上的打壓、矮化，才是傷害臺灣運動員權益的真正原因。如果真如中國所言：「政治不應干涉奧運」，那麼就應讓中華民國以國家名義參賽、讓中華民國國旗進入奧運會場！
習近平為達政治目的而操弄神聖奧運精神
海內外媒體皆報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謀求明年20大延任，其意圖透過舉辦一場空前盛大的體育活動，為所謂的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上一層樓；北京冬奧已成為中國民族主義另一個異化變質的溫床，在中國的民眾歡天喜地為北京冬奧宣傳、歡欣鼓舞為中國代表隊爭取一面又一面的金牌佳績而喝采時，其實只是襯托著習專斷集權下的中國是如何「強大」，助長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助長其延任及對外擴權行為的正當性。歷史就是見證－此種行為無疑是操弄體育神聖情操，來完成個人的政治圖謀。
《作者簡介》王安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長期研究兩岸情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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