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大動作回應《今周刊》卻說不清楚的真相

圖、文／今周刊

七月十三日下午，最新一期《今周刊》雜誌還沒上架，台灣中央銀行已經發出三十三頁的新聞稿，全力「回應」才剛印出來的雜誌。新聞稿還不夠，央行還特地發函給台灣各大公營行庫，以「端正視聽」。

面對民意監督，央行擺出來的姿態，央行厚厚的澄清說明中，對《今周刊》許多質疑卻依然交待不清。

目前台灣央行的理事會成員都是兼任，真正專任的，只有總裁和副總裁。理事會每一季最後一個星期四才開一次會，這三個月，我們就靠央行經研處寄給理事的資料，了解國內外經濟情勢。我個人認為這些資料有幫助，但如果理事是兼任的話，他平常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我猜也很難仔細看資料。

這是在央行擔任理事十三年，台大經濟系專任教授吳聰敏在接受《今周刊》專訪時說的話。

理事會如何開會？央行會先報告過去經濟情勢，資料詳盡；但是報告最後一張投影片，不會在會前資料出現，那張投影片是最關鍵的。最後那一張投影片就是：今天從央行角度來說，建議升息、降息，或維持不變。

假設，今天那張投影片建議降息半碼（○．一二五個百分點），這時總裁就會說：「我們今天的建議，是根據前面這些報告所下的結論，看大家有什麼意見？」

在一個二、三十人開會的場合進行貨幣政策的討論，其實很難。因為是兼任，平常可能不會做任何研究，突然之間要他說出有水準的意見也很難。

如果理事提出不一樣的觀點，討論到最後，通常是主席裁示：「這位理事先生的意見，我們下次會好好考慮一下。」（記者問：下次有考慮嗎？）當然很難。除非列入會議紀錄，否則很難判斷到底有沒有納入。

這樣的理事會，真的可以產生出好的政策嗎？吳聰敏並不這麼認為。

現在的制度，討論真的有難度。因為我們理、監事會一起開，整個會場大概有二、三十位，人非常多。央行監事的任務與貨幣政策制定無關，為什麼要一起開？我也不知道。但這樣要創造一個好的貨幣政策的討論，我認為，可行性滿低的。

有一次，我本來想提央行「拉尾盤」（編按：央行在外匯市場尾盤進場作價）這件事沒有意義，還產生企業製作財報的困擾，央行也不曾對外解釋。後來我沒有提出。因為在理事會裡的氛圍就是：即使提出，央行就說「喔，意見不錯。」但也不會改變央行的作法。

「什麼！連他也不敢出來講？原來大家都這麼怕死？」一名不願具名的大學教授，得知許多經濟學者都不願意接受《今周刊》採訪，驚訝地說，「『那個人』就是比較…那個…我們也很怕……。」這名教授含糊吞吐，像怕洩露了《哈利波特》大魔王佛地魔的名字一樣。

「我們這次採訪，不具名吧？你千萬不要寫到我的名字！」當我們一再保證不會洩露身分、任教的學校及系所，這名大學教授才放下了防備，說出真話：

「央行啊，其實是台灣一個很大的惡勢力！」而他口中的「那個人」，就是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

「我們的央行總裁，非常強勢。他就是不希望有人評論他的意見。他就是會霸凌，不希望大家去碰。」這名教授說：「但如果你去問，大家都不會覺得彭淮南做得好。」

然而，即便台灣經濟已走入史上罕見的谷底，即便台灣已被美國點名為主要貿易夥伴中，「唯一」進行匯市干預的國家，未來不排除對台祭出貿易制裁，但，與這些迫切危機直接連結的匯率政策，卻仍然不是社會的關注焦點，遑論「受到公眾監督」。

台灣的貨幣與匯率政策，真的存在一股令人畏懼的「惡勢力」嗎？ 一切，可以從一場學術研討會開始講起。

一一年九月，台大公共經濟研究中心正準備舉辦一場「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座談會。宣傳發動之後，主辦單位接到了一通電話。

「在辦之前，央行那邊就打電話過來了，問我們是不是能夠不要辦啊！」這名不願具名的相關人士說。明明是學術界的論壇，為什麼還沒有辦，央行就這麼怕，企圖「搓掉」？「它通常也不需要給什麼理由。我們就說，我們都邀請（講者），也開始宣傳了，怎麼行呢？不會屈服啦。」這名人士說。

當天出席論壇的前央行副總裁、前金融研訓院董事長，現在是東吳大學講座教授的許嘉棟，證實了這名人士的說法。「央行對於不同意見，會不高興。」許嘉棟說：「所以，他們（台大）也在斟酌要不要辦。」「台大本來就是標榜學術自由，覺得是可以討論的，所以台大還是認為『該辦』。」

論壇當天，根據《中國時報》報導，當時央行派出多名官員「全程監聽」。「那天請來的講者，四位，我們原本都跟他們說，要講台灣的貨幣政策。結果有三位都講美國的貨幣政策，只有許嘉棟老師很『勇敢』，講了台灣的貨幣政策。」這場活動的相關人士說。

事實上，當天講者台大經濟系教授李怡庭，也討論了台灣央行的政策影響，但所有的焦點都放在許嘉棟身上。他在這場論壇中，指出央行發行大量貨幣，造成市場資金浮濫，房地產價格大幅上漲、不利金融業發展；以及為了協助出口而「阻升不阻貶」，造成一連串的經濟代價。

對此，央行表示：「本行宣布於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舉行理事會，旋獲悉某中心將於同月二十三日舉辦『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座談會，因依本行理事會會議規則，本行同仁於理事會前十天為緘默期，不得對外發表貨幣、信用及外匯相關議題之意見。該中心之會議日期恰在本行緘默期內，本行與會者將不能暢所欲言。因此，曾建議該中心延後舉辦該座談會，惟未被接受。」

不過，《經濟日報》 報導，央行經研處時任副處長林宗耀當場反駁許嘉棟，央行的「緘默期」說法令人疑惑。而這一段對央行政策的三十分鐘批評，與接下來許嘉棟及金融研訓院長達數年的困擾，是否巧合，值得玩味。

座談會第二天，是周六假日，央行卻像全年無休似地，在緘默期緊急發出澄清稿反擊，痛批許嘉棟在座談會中所說的內容「與事實不符」、「毫無事實根據」。央行發新聞稿反擊外界批評，是家常便飯；但是對許嘉棟來說，緊接而來的，是更大的精神折磨。

「神經病！」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座談會後五天，立法院財政委員會質詢時，立委費鴻泰上場，對著以金融研訓院董事長身分出席的許嘉棟大聲訓斥。

「我建議你立刻離開這個位置（編按：要求辭職），對於匯率，有的人會虎視眈眈，有多少豺狼虎豹在那裡？你是不是豺狼虎豹？」「我懷疑你後面有陰謀，你後面有動機。」

費鴻泰更在隔年三月財委會上指出：「金融研訓院開了那麼多的課，賺了那麼多的錢，他（許嘉棟）統統都來修理央行的利率政策、匯率政策……，我覺得他有問題。」「大家懷疑他搶（央行總裁）位置。」

過去許遠東任央行總裁時，立委還會在質詢時指責其功過；現在立委則一面倒，主動「處理」央行的異議者。一二年，金融研訓院的預算刪減項目明顯增加，餘絀預算在一二年是一八九四萬元，比前一年減少一千多萬元；一三年只剩一百多萬元。許嘉棟則在一四年屆滿退休。

「到現在印象還很深刻啊，在立法院被講成那樣……」回想起當時的情況，許嘉棟的話停在中間，將近一分鐘，沒有再說話。

看到許嘉棟的下場，誰有膽子再對央行政策說一句話？台灣的貨幣政策有如被設下了戒嚴令，下令者是央行、央行經研處就是憲兵隊。而我們的新台幣，也就像是央行總裁的禁臠，它的利率、匯率該有什麼樣貌，除了總裁，不容他人置喙。任何關於央行貨幣政策的討論，幾乎都會接獲央行「指教」。

一名大學教授就說：「我之前在媒體上登文章，討論央行政策。結果在央行工作的學生私下來說：『老師，你怎麼搞這麼大，害我們緊急開會。』星期一登，央行星期二就（打電話）來了。」「就是很多這種例子。不一定是很強烈的施壓，但就是希望你不要再談。」

「彭淮南很愛講財政政策，說房地產稅制、所得稅啊這些問題，」另一名學者說：「但是他就是不准別人講貨幣政策。只要一講，就會拿很多論文來反映。」

事實上，央行對學術論文的「容忍度」，也受到不少學者質疑。一名曾經受央行委託研究的學者就指出，央行在聽完他的研究期中報告後，直接對這名學者說「你的報告結論不能這樣寫」，硬是要修改為央行希望的結果。

對此，央行表示，央行每年委託學者專家進行學術研究，每一次的委託研究皆包括期中與期末報告的討論會，除邀請行外的學者專家來行評論，本行業務相關人員也會出席，針對報告的研究方法適當與否、推論過程是否嚴謹等等，提出建言，以使得委託報告內容更為充實、完整，這也是政府各部會委託研究報告必經的過程。上述過程自不能誤解為央行「會希望學者調整研究結果，導向與央行政策相符研究的結果」之說法。

這股寒蟬效應，在媒體界也一樣。

一位已卸任的財經官員在媒體聚餐時，被問到「台灣匯率政策」，他笑著說：「我們就不要談這個（匯率）了吧，好不好？原因大家都很清楚嘛！」在場記者也都笑著不再追問，彼此心知肚明，就怕央行隔天拿自己開刀。

另一名時常在媒體上批評央行政策的學者，甚至被媒體下了「封口令」。這名學者說：「他們（媒體主管）就說，實在對不起，央行來關切，之後最好不要再登我的文章。」「央行坐擁一堆博士，不好好來做研究，每天把精力花在擋這些有的沒的！」

「央行有點過於強勢了，對外界、媒體都不夠謙虛。」中研院院士朱敬一說。「你們媒體們去討論，讓他（指彭淮南）有一些壓力，平衡一點，我覺得是好事。但反過來說，台灣現在很多中央部會，都被媒體罵趴了，現在還站著的，就只有一個人（指彭淮南）。所以我倒還希望，多數部會像彭淮南那樣，強勢一點。」

在十八年的「洗腦」下，「彭神」的稱號在民間越來越響亮，民眾對貨幣政策的認知，卻也越來越模糊。而十八年來，在央行內部的聲音，也慢慢只剩下一個。

一九九八年彭淮南接任總裁前，央行副總裁中，有一位多由外部金融界人士、學者擔任，如邱正雄、許嘉棟、陳師孟等前副總裁，對貨幣政策都有自己的一套論述；然而九八年後，央行的副總裁卻大多由央行內部調升。現任兩位副總裁楊金龍與嚴宗大，都在國外拿到博士後回國，進入央行超過二十年，專業素養不容懷疑，但在彭淮南十八年來的強勢主導下，對貨幣政策的看法難說不會被同化。

如同擔任十三年央行理事的台大經濟系教授吳聰敏所描述，央行最高決策單位「理監事會議」，完全沒有細緻討論的空間。在央行理事會規模龐大、且理事均為兼任性質的情況下，台灣的貨幣政策決策，也只剩下一個聲音。

從外部的學界、媒體界，到內部的副總裁、理事會，央行造就了一個「無人能反對彭淮南」的制度，所有持不同意見的人，全部噤聲。

然而，當你封住一個人的嘴，你不能證明他想說的是錯的；這只能證明，你害怕他可能說出的真相。央行一再害怕別人說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今年四月二十九日，美國財政部發布 《美國主要貿易夥伴的外匯政策》報告，提出貨幣操縱國的「觀察名單」。名列觀察名單的台灣，是所有美國貿易對手中，唯一一個被指出「干預匯率」的國家。

不過央行假裝沒看到，只指出台灣不是「匯率操縱」國。即便台灣經濟已走入史上罕見的谷底，即便台灣已被美國點名為主要貿易夥伴中，「唯一」進行匯市干預的國家，未來不排除對台祭出貿易制裁，但，與這些迫切危機直接連結的匯率政策，卻仍然不是社會的關注焦點，遑論「受到公眾監督」。

央行一再強調，新台幣匯率是由外匯市場供需決定；但央行也同時肩負「穩定對外幣值」的責任。中經院院長吳中書解釋：「台灣資本市場屬於淺碟型，加以管理，並不是壞事。」因此認同央行穩定匯率的作法。許嘉棟也認同：「央行要穩定匯率，我個人是贊同的。」

「但是，什麼叫穩定？」許嘉棟提出了關鍵問題。

吳聰敏指出：「只要他（彭淮南）認定外匯市場有不正常的波動，就會把法令條文拿出來干預。」但「怎麼解釋不正常波動？這就有很多空間了。」他進一步解釋：「如果今天台灣出超增加，照道理，匯率應該就會升值。市場力量本來會讓你升值，但央行就可能界定這一波動不正常，要干預。」

以台灣長期的兌美元匯率與台灣出超變化，就可以看出來，在彭淮南上任後，無論台灣出超如何增加，新台幣匯率一直限縮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區間。也就是說，因為出超，市場力量本來能把台幣匯率合理地向上推升，彭淮南卻把這股力量解釋成不正常波動，進行干預。

在正常情況下，台灣如果出超增加，代表台商多賺了美元，會再把美元換成新台幣消費，因此，「把美元換成新台幣」的數量增加了，新台幣的需求增加，長期來說，新台幣兌美元匯率就會自然升值。

但是升值會造成台灣出口價格競爭力下降，這時若要維持新台幣的匯率穩定，央行可以反過來「發行新台幣(印鈔票)買美元」，增加美元需求，讓匯價穩定。

長期下來，新台幣就會「該升值而未升值」。不只如此，許多學者也指出，當新台幣貶值時，央行傾向放手不管，也就是所謂的「阻升不阻貶」。同時，因為央行買進大量美元，我們的外匯存底也會因而增加。

因此，台灣外匯存底增加，並不如外界印象中，全是台灣「賺來的」，而是台灣印鈔票干預匯率的結果。台灣的經濟，在該升而未升的新台幣環境下，也就不斷保持出超及出口價格競爭力；同時，央行的外匯存底增加，也是央行不斷印鈔票買外匯資產（主要為美國國庫券、公債）的結果，形成「不斷賺錢、借錢給美國」的怪象。

台大經濟系教授陳旭昇就在一篇 《央行阻升不阻貶？再探台灣匯率不對稱干預》論文指出：

我們無法理解為何台灣央行不願公布外匯買賣的歷史資料。」「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央行，已公布外匯干預的歷史資料。舉例來說，如澳洲、瑞士、德國、義大利、日本、墨西哥、土耳其及美國等。

從央行理事會的「一致通過」，到學者的無奈、人民的無感，這彷彿是個沒人討論貨幣政策的國家。渾然之間，台灣不僅成了全球唯一被美國點名的「匯率干預國」，還出現許多罕見怪象：我們的央行每年盈餘繳庫占歲入比重高達一○％，以至於國家財政竟然與央行決策高度連結；我們經過購買力平價（PPP）後的GDP，遠高於以美元計價的名目GDP，這是相對落後國家才有的特徵。

種種怪象，是台灣當前許多經濟問題的根本源頭；扭轉的第一步，則是重新認識那個與你我生活緊密連結、但卻像被蒙在霧裡的貨幣政策。

而台灣的購買力，也是央行不斷灌輸民眾的觀念之一。對於台灣的名目GDP被韓國超越，央行總是以經過物價調整後的實質GDP（PPP GDP）為理由，告訴我們「台灣民眾的生活成本相對較低」。央行因此告訴民眾，台灣較日本、瑞士等國，「民眾的國內實質購買力相對較高」。

「經過PPP調整後的GDP，的確有反映生活水準，但這樣的回答有點自我安慰。」朱敬一評論：「台灣的經濟，有問題就是有問題，不是用另外一個數據看，就沒有問題。」

從《今周刊》在今年六月間進行的問卷調查也顯示，大部分民眾都認為，台灣雖然經PPP後的人均GDP很高，但無法反映真實的生活水準。央行苦口婆心，也喚不回台灣人對經濟的樂觀。

而低薪資、低物價，讓大陸遊客來台觀光時驚呼「好便宜」；除了商品便宜，也讓台灣的人才變成「好便宜」，進一步加劇台灣的人才外流。

「央行的說法，等於在告訴民眾：要嘛，你就永遠龜縮在台灣，不要出國；要嘛，你就不要留在台灣工作。」一名智庫主管也指出：「低物價政策，讓台灣變成『低邊際利潤國』（low margin country）。物價低，但廠商利潤也非常低，造成薪水也非常低。這也是央行阻升不阻貶，讓產業過分依賴低匯率的下場。」

一名大學教授說：「我們每次去日本或瑞士旅行，都會覺得當地的東西很貴、物價很高。如果要你選的話，你會選像台灣這樣低物價、低薪資；還是像瑞士那樣高物價、高薪資的國家？」

而瑞士這個高物價、高幣值的國家，看法就和台灣央行相反。「的確，瑞士的高物價、高幣值，讓我們的某些東西顯得比其他國家貴，特別是在一些勞動密集的產業，例如剪頭髮。」瑞士央行首席經濟學家科力（Ulrich Kohli）曾在一篇名為「瑞士的成長赤字」（Switzerland's Growth Deficit）文章裡指出。

「但是我們不會每次剪頭髮，都飛去希臘或是馬來西亞。」也就是，內需產業不會受影響；相反地，瑞士購買其他國家進口的東西，因為高幣值，成本較低。「因此我們的高薪資，換來的是貨真價實的高購買力，這絕不是幻覺。」相較起來，央行口中「台灣的實質購買力較高」，不就是幻覺嗎？

我們可以把這樣的國內、國外差距，也就是「購買力幻覺」，用PPP後的GDP與名目GDP的比率來比較。在各國比較中可以看到，有貨真價實購買力的瑞士，在光譜的最左端，而台灣則落在與中、低所得國家同列的右端。

瑞士央行在二○一五年《放棄瑞郎兌歐元匯率上限》的報告中就表示：「因為歐元大幅貶值，造成瑞郎兌美元過分貶值。因此，過去的匯率政策已經不適用。」有學者就指出，讓瑞郎放手大幅升值，就是為了維護瑞郎的對外購買力。

反觀台灣，自一九九八年彭淮南上任以來，我們的「購買力幻覺」越來越強。近幾年研究台灣匯率政策的前立委沈富雄就指出，原本台灣還在先進國家之列，但九八年之後，便一路向開發中國家靠近，和我們外匯存底增加的速度，幾乎一致，也讓我們的名目GDP占全球比重逐年下滑。

只是，這些東西，沒人敢說。中經院院長吳中書雖然對央行政策讚譽有加，也敬重彭淮南，但他也指出：「假設是用更開放的態度，讓大家來討論，不是央行一肩扛。民主社會，也不用反應得這麼敏感，社會自然有公道。」

的確，台灣未來會面對的經濟結果，得從現在開始討論。貨幣政策中的許多制度，也得從現在開始改變。在位十八年，從一手掌控的理事會、強力壓制輿論、到不可或缺的繳庫大戶，彭淮南創造了一個央行體制：一個只有彭淮南自己能維持的體制。這一切，都可能只是幻覺，當彭淮南卸任時，幻覺就將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