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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第一還是台灣第一?余英時:政黨輪替不該是爭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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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周刊/文/陳亭均

余英時已經戒菸斗戒了許多年,但他話講久了還是多少容易累,就像他總開玩笑:「英雄氣短」,先生說到累了,有時總費勁,氣喘吁吁地。

怎麼說,他也是個88歲的老人了,原本說好只做30分鐘電話訪問,然而余英時心軟,題目尚未問完,他就不喊停。這位曾獲「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中英著作近60本,論文4百餘篇的歷史學者,抖擻著精神,將話題一個接著一個聊了下去。

數十年書寫歷史不輟  
半生回憶錄  點出跨時代中國變化

他近年磨出了一本《余英時回憶錄》,最近在台灣出版,這本書的構想,源於2007年廣州記者李懷宇訪問余英時留下的訪談錄。李懷宇本來想寫的是「以余英時人物生平為中心的口述自傳」。

回憶錄就和余先生的年紀一樣,跨度悠長、縱深精微,他從7歲有系統記憶時開始寫起:那是對日七七抗戰,余英時回到安徽潛山鄉下的1937年,一直寫到他赴美到哈佛大學拿到博士的62年。

然而就像「六四」學運領袖之一王丹說過的,余英時是「擇善固執」的人,他雖待在美國郊區,卻可不只埋首書堆。余英時一方面做研究,另一方面他卻不斷以一位「知識人」的身分,為民主、反專制仗義執言。王丹說他「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立場,豈止是不隱瞞,而且是大張旗鼓。」

▲王丹。(圖/王丹臉書)

六四天安門事變時,時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的他,在美國學術界發起聲援活動,於《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1980年代,為台灣黨外運動發聲,香港佔中、台灣反媒體壟斷、太陽花運動,都曾聽到余英時為捍衛民主疾呼之聲。

談台灣  民主不該「憑情緒」
政黨輪替非你死我活

採訪正好在台灣九合一大選前些天,余先生認為「台灣是中國文化基礎上第一個走向民主的地區」,必須珍惜、同情,但他也說現在正是台灣的「生死關頭」。余英時頓了一會兒,又強調一次:「生死關頭。」台灣決不能因威嚇利誘,向中共屈服,必須全力保衛民主自由的體制。

他認為,中國專制政權步步進逼,甚至「絕對已經派了很多人在台灣做工作」,台灣人必須「非常、非常『確定民主價值』。」余英時又說:「民主需要的東西,不光是一人投一票,而是有一種修養。完全沒有民主修養的人,有了那一票也用不好。」他說「選票多少是『量』,『質』就是文明程度。」

「台灣面臨一個大問題,民主第一?還是台灣第一?」他接著說:「如果你們總想著把台灣放在第一位,民主放在第二位,就會不斷遭遇分裂,這就是危險。」余英時不認為民主應該「憑情感、憑情緒」,更重要的應該是建立擁有「文化修養」和「理性判斷」的社會。

「保守住台灣擁有的民主法治。」老先生又強調一次,聽得出來,他真心希望台灣面對專制強權的當下,不能自亂陣腳。

選舉後,想起余英時曾說過:「政治對我來說,只是遙遠的興趣。」這句話或許沒錯,因為他關心的並非政治紛擾,而是如何作為一位有反省能力的「知識人」,如何守護民主價值。

那些應該比勾心鬥角、開疆闢土或是一時選舉的勝敗還來得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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