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彼端・戰地實錄》4／有了新房子生活回得來嗎？倖存者的返鄉難題
前言
2026年7月中，採訪團隊進到了以色列大屠殺發生後，政府為倖存者建造的臨時社區。木工房裡的工作檯上留著木屑，牆面掛滿工具。受訪者之一的亞尼夫指著一塊還沒完成的木頭，解釋他打算怎麼把藍牙擴大機與喇叭單體裝進去。他原本不懂音響，現在一邊學、一邊做，也為兒子製作禮物。
做木工，是他在2023年10月7日之後，重新安排生活的方法之一。
那一天，哈瑪斯武裝人員闖進以色列南部的貝埃里基布茲（Be’eri）。亞尼夫與妻子、孩子全都活了下來。災難後的幾個星期，他反覆問自己：為什麼我們活著，鄰居卻死了？是運氣，是奇蹟，還是自己有什麼不同？
《世界彼端・戰地實錄》前三篇，從地下醫院、社區救援，到雅絲敏在貝埃里死裡逃生的經歷，記錄戰爭中的制度與個人。第四篇，我們走進貝埃里居民撤離後生活的社區。當房屋可以重新興建，工作逐漸恢復，人們能不能重新相信自己的家是安全的？一個曾經共同生活的群體，又如何帶著不同的傷痛，決定往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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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新住處 仍想念原來的家
在以色列南部、貝爾謝巴附近的哈策里姆（Hatzerim），一排排低矮房屋沿著道路排列。屋外有腳踏車，公共空間有遊具、草地與遮陽棚。這裡是貝埃里居民在重建期間的居所。
攻擊發生後，居民被撤離，許多人先住進死海一帶的旅館。哈策里姆後來提供土地，興建替代社區，讓居民能在等待返鄉的期間，繼續一起生活。「鄰里社區」計畫的目的，也包括協助居民面對身心上的復原，維繫兩個社區之間的合作。
歷史學者、貝埃里居民艾隆帶著我們沿路走。他說，房屋先提供給有年幼孩子的家庭，趕在新學年開始時入住；他與妻子沒有小小孩，晚了兩個月才搬來。
艾隆肯定國家興建這個社區的速度，也肯定眼前的居住品質。但他指著周遭說，這裡的公共活動空間有限，許多原來生活裡的東西還不在。
貝埃里曾經被居民稱為「天堂」。他們想回去的，是那個有熟悉的人、共同生活與累積多年記憶的地方。眼前的新房子提供了安頓生活的條件，卻無法直接接回原來的一切。
基布茲集體社區 資源共享打造烏托邦
木工空間裡的亞尼夫，曾任貝埃里的社區管理職務，也在當地印刷事業從事軟體與商業發展工作。採訪時，他仍為印刷事業處理人工智慧與創新，也尋找社區可以投資的產業與公司。
貝埃里是以色列出名的基布茲，所謂的基布茲就是集體社區，資源共享。依亞尼夫的描述，基布茲的居民會把薪資交給社區，再由社區依照家庭需求分配；住房與車輛共同使用。要開車時，到放車鑰匙的房間取一把鑰匙，使用完畢，再把鑰匙放回去。
「這不只是住在這裡或那裡，而是一種生活方式。」
亞尼夫出生在城市，小時候曾隨父母搬家，換地方、交新朋友，並不是難以想像的事。加入貝埃里之後，居住、工作與共同承擔責任，逐漸成為他理解自己的方式。
「我屬於貝埃里，貝埃里也屬於我。」
這份歸屬，也讓返鄉變得格外困難。他想回去，卻同時問自己：身為父親，怎麼能把家人帶回一個曾經有人闖入、要殺死他們的地方？
無力保護孩子 也曾救下鄰居
10月7日當天，亞尼夫的兩個大孩子，各自在距離他家約兩、三百公尺的住處。他知道孩子就在附近，卻無法走出去把他們帶回來。外面有武裝人員，所有人只能留在屋內。
作為父親，他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保護家人。
但同一天，他也救了人。隔壁房子被縱火，一名母親帶著三個孩子，透過WhatsApp聯繫他。他們逃出屋子、躲過槍擊，跑進亞尼夫家裡，獲得庇護。
無力與力量，在那一天同時存在。往後的生活，也一直有相互拉扯的感受：對人失去信任，卻又收到來自各地的衣物、食物、住處與關懷；對軍隊未能及時保護居民感到憤怒，也感謝那些趕來救援、甚至為此死亡的人。
撤離後，亞尼夫忙著協調居民的藥物、衣服、交通與住宿。一次社區集合前，他找上一名主動前來協助的心理師，說自己只有20分鐘，但想談一談。
心理師協助他把混亂的思緒分成過去、現在與未來，也整理自己對家庭和社區的責任。這場短短的對話，後來延續成每週一次的會談，一直持續到我們採訪時。
「為了當一個好的丈夫、父親和社區成員，我必須照顧自己。」
他工作、做木工，也持續接受心理支持。有時候，記憶仍會突然把他拉回10月7日。路上流過的水，可能讓他一瞬間想到血；他得提醒自己，那是水，先呼吸，再慢慢繼續眼前的生活。
亞尼夫也回憶，印刷廠負責人在攻擊後很快帶著團隊恢復印刷。對他而言，那個行動讓社區看見生活仍能往前的力量。但說到這裡，他也補充：有些人至今仍找不到起床的力氣。恢復工作值得肯定，暫時做不到的人，也需要被理解。
警報響起時 他選擇先去幫社區
2023年10月7日當晚，亞尼夫一家搭上救援車，離開遭哈瑪斯武裝人員攻擊的貝埃里社區。他回憶，車外一片漆黑，槍聲與爆炸聲不斷，車輛顛簸前進。當時他與小女兒都在車上。
由於貝埃里位於以色列南部、鄰近加薩，對亞尼夫的女兒來說，10月7日以前的童年，也經常伴隨警報與躲避攻擊。亞尼夫說，警報響起後，居民只有約15秒能進入避難空間；離開、返回，再次躲避，早已反覆出現在一家人的生活裡。
幾年前的一次警報，亞尼夫正在家中照顧小女兒。當時他負責社區事務，幼兒園裡還有孩子與家長需要協助。他以為女兒在情緒上足夠堅強，便讓她留在家中，自己趕去幫忙。
回來後，他發現女兒不對勁。接下來兩個星期，她不肯離開安全室，持續哭泣。帶她到精神科就醫後，他才知道這段經歷給女兒留下了創傷。
女兒對他說，她理解父親對社區有責任，但當工作與家人之間必須做選擇時，父親選擇了工作。
「我再也不能信任你了。」
直到屠殺事件發生，倖存的一家人搭上救援車輛，小女兒以為自己就要死了，對亞尼夫說：「爸爸，我原諒你了，我愛你。」
「那一秒，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亞尼夫說。回想那一天，他記得死亡逼近的恐懼，也記得在逃命的車裡，女兒終於說出原諒。訪談中，他反覆談到這種難以分開的感受：自己曾無力保護孩子，也曾救下鄰居；災難摧毀了生活，父女卻在其中重新靠近。
不過亞尼夫並未因此走出創傷。採訪時，亞尼夫說他仍然不時會哭，仍會擔心；路上流過的水，有時會讓他一瞬間想到血。他得提醒自己那只是水，調整呼吸，才能繼續當天的生活。
救我的人 來自政治立場的另一邊
亞尼夫與艾隆都談到另一種改變：他們開始重新看待原本與自己政治立場相距很遠的人。
艾隆自認是左派，反對約旦河西岸的屯墾政策。攻擊之後，他才知道，救他離開貝埃里的小隊，來自西岸屯墾區奧特尼爾（Otniel），成員包括卡爾曼森家族的兄弟與姪子。其中一名救援者艾爾哈南，在隔天的救援中死亡。
後來，艾隆與救援者的家人相識，也和艾爾哈南的遺孀成為朋友。她再婚時，他前往西岸參加婚禮。對曾經與屯墾者有深刻政治分歧的他而言，這是災難以前難以想像的事。
「如果想重建以色列社會，我們就必須和他們說話。」
這些接觸後來延伸為「內蓋夫與高地聯盟」（Negev–Highlands Alliance），讓西部內蓋夫基布茲居民與西岸部分居民，嘗試在仍有歧見的情況下建立合作。聯盟把人質問題、對災難失敗的調查與究責，以及社會重建，列為共同關切。
艾隆仍強烈批評納坦雅胡政府。對他而言，國家提供新的住處是一回事，如何重建政治責任與安全信任，是另一項尚未完成的工作。
亞尼夫也坦言，自己過去對和平的期待已經改變。他曾想讓貝埃里與加薩的孩子透過信鴿交換紙條，卻未能成行。如今，他對另一邊願意和平相處的信心大幅下降，但仍知道雙方不可能永遠打下去。
他期待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能各自安穩生活，也承認，自己已經不知道要如何朝著這樣的信念前進。願望仍在，信任卻需要重新建立。
把訊息留下 也把聲音還給當事人
10月7日，躲在屋內的貝埃里居民透過WhatsApp了解外面的情況，向鄰居求助、聯繫家人、協調救援，也有人留下告別。傳送訊息在當下是與外界連接的方法，事後則成為事件發生時的紀錄。
亞尼夫成立「710 Memorial」，收集西部內蓋夫居民當時傳送的訊息、照片、影片與其他數位材料。這項計畫保存的，是人們在事情發生時留下的聲音，也讓當事人有機會透過自己的紀錄說出經歷。
「我把聲音還給他們。他們可以說自己的故事。」
亞尼夫說，許多倖存者會為自己做了什麼、沒有做什麼感到內疚。回看訊息時，有人才能重新看見：自己曾努力照顧孩子，曾協助鄰居，曾在極度恐懼中繼續回應別人的求助。
這也是他給自己活下來的意義之一。留下紀錄，讓那一天的人們所做的努力，不被往後的記憶與敘事淹沒。
房屋有工期 安全感沒有交屋日期
走在哈策里姆的新社區，艾隆把返鄉的意義一分為二：房屋什麼時候能完成，以及人們是否願意、是否能安心回去。
在我們採訪時，貝埃里的重建仍未完成。他說，居民想把原來的家重新建得美好，但人必須先感到安全。對他而言，這包括不再承受同樣攻擊的威脅，也包括能夠相信政府有能力、也有意願處理安全與戰爭的問題。
亞尼夫也沒有把恢復工作、投入創作，當成傷痛已經過去的證明。他仍與創傷一起生活，仍會哭、會擔心，也仍會為女兒完成高中學業感到驕傲。或許這是他們談論韌性的其中一環，遭遇傷痛，面對不完美，但終究要活下去，讓生命發揮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