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懿觀點》川普訪華與全球能源秩序重整：台灣核綠共存的戰略意義

文／金士懿博士

當前國際局勢的變化，正在重新定義能源的角色。過去數十年，能源更多被視為經濟成長與產業發展的基礎資源，但在地緣政治風險快速升高的今日，能源已逐漸轉變為國家安全、供應鏈穩定與國際戰略競爭的重要核心。Donald Trump確定將於2026年5月13日至15日訪問中國，外界也開始重新評估未來美中關係、全球供應鏈，以及能源秩序可能出現的新變化。

 從Russia–Ukraine War所引發的歐洲能源重整，到近年中東局勢持續升溫，再到紅海航運安全問題，全球能源市場近年始終處於高波動狀態。特別是在伊朗相關局勢持續牽動下，石油供應、天然氣運輸與荷姆茲海峽安全問題，已多次影響國際油價與全球供應鏈穩定。能源問題因此早已不再只是市場供需調整，而是地緣政治、軍事安全與國際戰略的一部分。

在此背景下，Donald Trump訪華的意義，便不只是外交互動本身，而可能代表全球供應鏈與能源戰略進入新一輪調整期。過去幾年，美中競爭已從傳統貿易延伸至科技、半導體、人工智慧與再生能源供應鏈，包括太陽能板、電池、稀土、關鍵礦物與儲能設備等領域，都逐漸成為全球戰略競爭的重要環節。若美中關係出現階段性緩和，全球能源與綠能供應鏈也可能重新進行布局與分工。

然而，這種重整並不代表風險消失，而是代表競爭形式的改變。這也呼應保加利亞政治學者Ivan Krastev近年對全球政治變化的觀察，他認為當前世界正從全球化時代的「效率優先」，逐漸轉向不確定時代的「安全優先」。換言之，過去各國強調成本最低與供應效率，如今則更在意供應鏈是否安全、能源是否穩定，以及國家是否具備在危機中維持運作的韌性。能源政策也因此從追求最低成本，轉向追求供應韌性、戰略自主與風險分散。

對台灣而言，這樣的國際變化具有高度敏感性。根據經濟部能源署與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資料，台灣能源進口依存度接近98%，目前發電結構中，天然氣與燃煤合計仍占七成以上，再生能源約一成多，核能占比則逐步下降。這樣的能源結構，代表台灣一方面必須面對淨零轉型壓力，另一方面也必須承擔高度依賴進口能源所帶來的安全風險。

尤其在台灣天然氣占比持續提高的情況下，海上能源運輸安全的重要性也日益升高。台灣絕大多數液化天然氣與原油依賴海運進口，而台灣海峽與周邊海域本身即具有高度地緣政治敏感性。換言之，能源安全早已不只是發電問題，更涉及海洋安全、航道穩定與區域戰略平衡。

在這樣的情勢下，台灣能源政策也逐漸朝向更務實的方向調整。賴清德總統近期即多次強調，能源轉型應建立在穩定供電與國家安全基礎之上，並在此前提下討論核能與再生能源並行的可能性。這樣的政策訊號，反映出台灣能源治理正在從過去較偏向單一路徑的思維，逐漸轉向更強調風險管理與系統韌性的模式。

事實上，「核綠共存」的概念，並不應被簡化為支持核能或支持再生能源的二元對立，而更應被理解為一種能源系統配置問題。再生能源具備低碳與永續優勢，但風電與太陽能仍具有間歇性特質，短期內難以完全取代基載電力；核能則在穩定供電與低碳排放上具備一定優勢，但也伴隨安全、成本與社會信任等挑戰。因此，未來能源政策的關鍵，不在於單一能源選項，而在於如何建立一套兼具穩定、安全與減碳能力的混合能源體系。

此外，相較於過去較低附加價值的波浪能與潮汐能，未來更具戰略性的海洋能源發展方向，可能將集中於海水製氫、海洋生質能、深海能源材料與海洋碳循環技術等高階領域。其中，利用離岸風電結合海水淡化與綠氫製造的模式，近年已逐漸成為國際能源產業的重要發展方向。若台灣能結合離岸風電、高科技製造與海洋技術能力，未來不僅有機會提升能源自主性，也可能進一步切入下一階段高價值的綠色能源產業鏈。

從更大的國際格局來看，未來全球能源秩序的競爭，將不再只是石油與天然氣的競爭，而是低碳技術、關鍵礦物、創新材料、儲電能力與能源韌性的競爭。誰能建立穩定且低碳的能源系統，誰就更有可能在下一階段全球經濟中取得優勢。

因此，Donald Trump訪華所釋放的訊號，其真正值得關注之處，並不只是美中關係是否改善，而是全球能源與供應鏈秩序是否正在進入新一輪調整期。對台灣而言，如何在這場重組中維持能源安全、產業競爭力與減碳目標之間的平衡，將成為未來最重要的治理課題。

總體而言，當前全球能源問題的核心，早已不只是「如何發電」，而是「如何在不確定時代維持國家韌性」。而「核綠共存」的真正意義，也不只是能源選項的妥協，而是一種面對全球秩序重整下的務實治理思維。在未來的能源競爭中，真正重要的，或許不是追求單一理想答案，而是建立一個能在風險與變局中持續穩定運作的能源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