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怎麼撐8／活下來就叫韌性嗎？戰爭如何偷走一整代人的未來

前言：

Jarmila Štuková 是捷克記者、戰地攝影記者。她2004年進入新聞工作，從印度的兒童販運、愛滋病與器官買賣開始採訪；2010年前往海地拍攝大地震，之後進入阿富汗、伊拉克與敘利亞等戰區。十多年來，她拍過難民營、醫院與前線，採訪過戰爭倖存者，也面對過被俘的伊斯蘭國成員。

Jarmila 記得戰爭前的辛賈爾。當地雅茲迪居民會邀她吃飯，有一條街上開著小餐廳，人們看見她來，會請她到家裡做客，不願意收她的錢。她後來回到那裡，看到的是被毀的房屋，以及年輕女孩加入庫德武裝部隊。有女孩面無表情地告訴她：「我們沒有未來，只想去戰鬥，因為沒有別的選擇。」

這次接受《三立新聞》專訪，Jarmila談記者如何取得信任，為什麼不能把戰區裡的人簡單分成好人與壞人，也談她在敘利亞看到的改變。《台灣怎麼撐》第八篇整理她在辛賈爾、加薩與敘利亞的採訪經驗，以及她如何從這些人的處境，判斷一個社會是否具有韌性。

導覽目錄：

她走進戰區　讓讀者知道現場發生什麼事

Jarmila的第一篇報導在印度完成，主題是人口販運、愛滋病，以及販賣器官與兒童等問題。2010年海地大地震後，她在街上看到大量罹難者，所拍的照片後來獲獎。她說，那次經驗讓她發現攝影報導可以幫助人，也促使她繼續前往伊拉克與阿富汗等其他戰地。

阿富汗是她第一個真正進入的戰區。難民營和醫院裡的惡劣情況讓她難受，但到了前線，她發現自己不會因槍聲而僵住。她在訪談中回憶：「我發現自己可以做這件事。」對她而言，記者到現場的目的，是讓捷克讀者知道當地正在發生什麼。

她不同意有人說戰地記者只是追求刺激的說法。Jarmila說，很多人以為這份工作只和「腎上腺素」有關，或認為願意去戰區的人一定瘋了，但她所追求的是親眼確認，不是留在遠方猜測。長期進入不同戰區，讓她能比較各地的經驗，並從較完整的角度理解衝突。

爆炸後人們還在哭　她要記者先等一下

抵達戰區之後，記者還得想辦法讓當地人願意開口。Jarmila大多時候是以獨立記者的身分前往戰地採訪，她和同伴的人數、預算都無法和大型國際媒體相比，但她們對當地人的態度，讓受訪者與前線人員願意信任她們。她說自己「非常尊重他們」，不會因為趕時間就忽略對方剛經歷的恐懼。

她曾在一起爆炸後看見一位知名國際媒體記者走向現場民眾。那些人還在害怕、哭泣，對方已經拿出麥克風，要他們立刻描述發生了什麼事。Jarmila說，她當時的反應是：「拜託，先等一下，請有一點人性。」受訪者才剛經歷爆炸，記者應先理解他們正在承受的壓力與創傷。

這種態度也影響她們能進入哪些現場。在伊拉克北部的辛賈爾前線，Jarmila和同伴只有一輛小車、一名當地協力者，旁邊則是配備製作人與大型車輛的國際媒體團隊。她說，戰地採訪能走到哪裡，往往取決於人脈與當地人的信任；當地人看見她們如何對待受訪者，也願意讓這支人力與設備都有限的團隊前往前線。

男性記者進不了的空間　她聽見戰區女性怎麼生活

在加薩走廊等地，Jarmila的男性同事無法直接採訪當地女性，有時甚至不能見到她們。Jarmila以女性身分進入她們的生活空間，聽她們談自己如何打理生活、如何看待周遭環境，也聽到更私密的家庭與親密關係經驗。她說，有些女性幾乎從來沒有被問過自己的想法，但當現場只剩女性時，彼此就能直接談話。

這樣的採訪也讓她處理一些男性記者較難接觸的題目。她曾在伊拉克庫德地區報導女性割禮，當地女性向她說明這項儀式對身體與親密關係造成的影響。她也去問男性：既然知道妻子受過的痛苦，為什麼還願意讓女兒經歷同樣的事？

她訪問的一名男子說，妻子因女性割禮承受很大痛苦，但他仍打算讓女兒接受同樣的儀式。Jarmila問他，既然知道後果，為什麼還要這麼做？男子說，這是他第一次認真思考這個問題；過去只是照著清真寺裡毛拉的教導，沒有追問原因。他後來承認「也許這很愚蠢」，並謝謝Jarmila問他這個問題。Jarmila說，她不是要審判對方，而是想了解人們如何在既有的宗教教導與社會環境中做出決定。

「我們沒有未來」　辛賈爾女孩為何走上前線

2015年，Jarmila跟隨庫德武裝部隊進入辛賈爾。她回憶，當時當地大部分區域仍由伊斯蘭國控制，同行部隊要求她不要穿防彈背心、不要戴防彈頭盔，只帶著攝影器材跟他們前進。她在訪談中說，那是她最難忘的戰地經驗之一，也是她至今回想起來仍會清楚看見畫面的地方。

她在那裡遇到加入庫德武裝部隊的女孩。Jarmila說，這些女孩的朋友或姊妹曾被伊斯蘭國俘擄、性侵，她們因此拿起武器，卻沒有受過多少軍事訓練。Jarmila曾勸她們不要上前線。這些女孩沒有作戰經驗，她擔心她們一旦遇上「伊斯蘭國」，很可能遭到殺害。

Jarmila說，伊斯蘭國會特別朝女性戰士開火，因為武裝分子相信，如果被女性殺死，就無法進入天堂。她記得那些女孩帶著武器、唱著歌前往前線；其中一人至今仍活著，但她說，每次想起這些女孩，心裡仍然很難受。

訪問伊斯蘭國成員　先把自己的憤怒放下

Jarmila甚至採訪過被俘的伊斯蘭國成員。她不諱言自己討厭他們，因為她看過伊斯蘭國利用孩子當人肉盾牌，也採訪過遭到性侵的女性。她說，面對這些人時，記者必須暫時把情緒放到一旁，但這很難，「因為你也是一個人」。

在採訪前，她以為自己面對的是單一、明確的惡；訪談開始後，她聽到完全不同的故事。一名受訪者是堅定的伊斯蘭國成員，曾殺害多人，而且以此為傲；另一名約25歲的年輕人則在她面前哭著說：「我還能怎麼辦？」他說，伊斯蘭國成員到他家，威脅如果他不跟著走，就要殺害他的父母、手足與其他家人。

Jarmila回憶，這名年輕人告訴她，自己沒有殺人，也曾幫助雅茲迪人逃走。她沒有因此否定伊斯蘭國的暴行，但她認為，不能把每一名成員當成同一種人。她長期研究極端主義，也多次與已遭俘擄的成員交談；她想知道的是，一個人為什麼會加入極端或恐怖組織，是主動選擇，還是遭到強迫。

人能活下來　不代表整個社會具有韌性

當我們問Jarmila，她在這些戰區看到的人是否具有韌性，她先區分個人與整個社會。她說，有些人的確較能承受戰爭，也能繼續生活；但她在敘利亞也遇到許多長期害怕、想離開，不知道往後該怎麼生活的人。

教育中斷是她在訪談中主動提出的例子。她曾聽年輕人說：「我們本來想去好一點的學校讀書，但因為戰爭，我們沒有辦法。」他們覺得自己失去了某些東西，心理狀態也受到戰爭影響。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2025年3月的資料顯示，敘利亞1,050萬名兒童中，超過75％出生於長達14年的內戰期間。

UNICEF於2026年7月公布的《2025年度報告》指出，敘利亞仍有245萬名兒童失學，逾100萬名兒童面臨輟學風險，近8,000所學校無法運作。報告所載的敘利亞北部家戶調查也顯示，超過三分之一的女孩、近三分之一的男孩出現明顯情緒困擾。

Jarmila還觀察到，和她早年進入敘利亞時相比，現在更多人關心的是怎麼離開、怎麼過上比較好的生活，以及怎麼獲得照顧；對藝術、感受與理想生活的關注則愈來愈少。她認為，有些人在身體上能夠撐住，心理狀態卻並非如此。她最後給了一個自己的判斷：「從整體來看，那不是一個有韌性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