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D得票暴增至44% 德國「政治防火牆」撐得住嗎？極右大勝牽動歐洲安全
加入Google首選
德國東部薩克森-安哈特邦（Saxony-Anhalt）9月6日舉行邦議會選舉，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AfD）拿下43.8%的政黨票，較2021年的20.8%增加23個百分點，得票率翻了一倍以上。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只剩17.2%，遠低於5年前的37.1%。投票率達77.8%，比上次選舉增加17.5個百分點。
AfD在83席邦議會中取得39席，距離單獨過半只差3席。新成立的莎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Bündnis Sahra Wagenknecht，BSW）跨過5%門檻，拿到5.3%選票，成為組閣過程中的關鍵少數。兩黨若合作，席次在數學上足以跨過過半門檻，目前卻還沒有形成穩定的執政協議。
AfD早在2024年就曾經在圖林根邦以32.8%得票率拿下第一，成為二戰後第一個贏得德國邦級選舉的極右政黨，最後因為其他政黨拒絕合作而無法執政。這次薩克森-安哈特的意義在於，AfD把得票率推到接近44%，創下該黨邦級選舉紀錄，也第一次如此接近掌握一個邦政府。
薩克森-安哈特本來就是AfD在東德地區的重要票倉，因此不能把43.8%的結果直接換算成全德國的政治版圖。這個邦人口不多，過去10年AfD在當地的支持度也長期高於全國平均。問題在於，AfD目前在全國民調同樣居於領先位置，這次選舉因此很難只被視為一場特殊的地方選舉。
從選民結構來看，移民仍是AfD最有力的政治議題之一。2015年難民潮後，大量來自敘利亞、中東與其他地區的移民進入德國，近年庇護申請數雖然已經明顯下降，移民與治安卻持續出現在政治辯論中。幾起涉及移民的重大暴力事件，加深部分選民對邊境、難民與公共安全的不安。
經濟因素也占有很大比重。東德地區在統一30多年後，所得、企業投資與人口結構依然和西部存在落差。德國ifo經濟研究所今年5月發布的《2026東德競爭力報告》指出，東德私人投資仍明顯不足。2019年至2023年間，如果排除住宅與公共基礎建設，東德企業每人投資規模只有西德大約三分之二，專業人才不足也是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
能源價格、生活成本、產業競爭與工作前景，進一步把經濟焦慮轉化成政治不滿。《紐約時報》採訪發現，許多AfD支持者同時提到高電價、燃料價格與就業機會，也仍然對1990年兩德統一後東部受到的待遇抱有不滿。
這次選舉也成為對梅爾茨政府的抗議票。路透社引述調查顯示，薩克森-安哈特高達87%的選民對聯邦政府表現不滿。梅爾茨政府正在推動經濟改革、基礎建設與國防支出，但不少選民還沒有在生活中感受到效果。AfD因此成功把地方的不滿、東西德落差、移民以及對柏林政治的不信任串在一起。
而另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因素是俄羅斯。
前東德地區和俄羅斯之間有特殊歷史記憶。部分居民曾經生活在蘇聯勢力範圍，對俄羅斯的認知和西德社會有所差異。AfD主張恢復與莫斯科的經濟關係、停止軍援烏克蘭，甚至重新討論俄羅斯能源供應，正好切中部分東德選民對高能源成本與烏克蘭戰爭的不滿。
德國主流政黨長年對極右勢力維持所謂「防火牆」（Brandmauer），包括CDU、社會民主黨（SPD）、綠黨等政黨都拒絕與AfD共組政府。這是一項政治原則，不是法律規定，背後和德國對威瑪共和崩潰及納粹上台歷史的記憶密切相關。
問題在於，當AfD只有10%或20%選票時，其他政黨還能透過聯盟把它排除在政府之外；當它逼近44%，組閣算術就完全不同。
AfD愈大，剩下的政黨就必須組成政治光譜跨度愈大的聯盟。這些聯盟在移民、經濟、能源、社會福利與外交政策上的立場差距也愈大，政策妥協增加，治理速度變慢。選民如果因此認為政府「什麼都做不了」，AfD又可以繼續以反體制力量的身分吸收不滿。
《衛報》引述政治分析指出，這已經形成一個自我強化循環：中間政黨選得愈差，組成的聯盟共同政策愈少，政府能交出的成果愈有限，選民挫折感又進一步推高AfD。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者認為，主流政黨近年在移民等議題上逐漸採用極右派的框架，也讓原本被視為激進的主張慢慢進入主流政治討論。
這次出口民調還呈現一個很清楚的政治分裂。《紐約時報》指出，大約一半受訪者認為AfD威脅民主，他們幾乎全部投給其他政黨；另一半認為AfD沒有構成威脅，其中大多數人最後投給AfD。德國政治的分界已經逐漸從傳統左右派之爭，轉向「如何看待AfD」本身。
而且這裡還存在一個德國制度上的特殊矛盾。薩克森-安哈特邦的憲法保護局早在2023年就將當地AfD邦黨部認定為「確定的右翼極端主義組織」（gesichert rechtsextremistische Bestrebung）。如果AfD真的組成邦政府，原本受到邦政府情報機構監控的政黨，有可能反過來掌握影響該機構的行政權力。
在我們日前推出的《台灣怎麼撐》系列報導中，就曾經提過德國面臨的「缺工與反移民」矛盾。
2015年難民潮過後，大批敘利亞人進入德國。10年後，德國仍有約94萬名敘利亞人，不少人已取得居留權。2025年庇護申請甚至年減51%，移民壓力已經不像10年前的高峰，移民卻依然是德國最敏感的政治議題之一。當時報導就指出，極右勢力崛起還牽涉德國經濟停滯，以及選民對主流政黨累積的不滿。這次薩克森-安哈特的結果，讓這個矛盾變得更加具體。
德國人口老化、醫療、物流、製造與服務業都需要外來勞動力。AfD卻主張大幅收緊移民政策，在薩克森-安哈特甚至主張以自動化取代部分外來勞動力，並反對依賴來自文化差異較大地區的移民填補缺工。對一個已經缺乏專業人才的經濟體而言，這會形成很難處理的政策衝突。
我們當時訪問歐洲外交關係協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ECFR）亞洲計畫政策研究員Alexander Lipke時，他還提到另一個和台灣有關的問題。歐洲內部右翼政黨愈來愈強，加上經濟與外交問題累積，會讓歐洲社會更難接受對外政策帶來的成本。當德國民眾已經認為自己國內問題很多，再要求他們為制裁中國承擔新的經濟代價，政治阻力自然會增加。Lipke當時的判斷是，這樣的環境「對台灣不利」。薩克森-安哈特這場選舉，正好讓這個風險提前浮現。
薩克森-安哈特邦政府無權決定德國是否援助烏克蘭，也不能自行解除對俄羅斯制裁，因此43.8%的選票不會立刻改變柏林的外交政策。但它帶來的壓力卻會一路往聯邦層級傳導。
AfD主張停止對烏軍援、恢復與俄羅斯的經貿與能源往來，部分黨內人士甚至公開倡議重新啟動北溪天然氣關係。今年6月，AfD政治人物Markus Frohnmaier還前往聖彼得堡，與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Gazprom執行長及普丁顧問會面。
當這套外交主張能在德國一個邦取得近44%支持，梅爾茨政府未來推動烏克蘭援助、增加國防預算或支持新的俄羅斯制裁時，就必須面對更大的國內政治成本。
德國聯邦國防部甚至已經開始思考這類情境。今年7月，國防部長皮斯托里斯（Boris Pistorius）公開表示，如果AfD進入邦政府，必須重新檢討哪些軍事機密可以提供給地方政府，原因就在於對AfD與俄羅斯關係的疑慮。德國政府隨後也承認，安全資訊分享確實需要依照敏感程度重新評估。
如果AfD最終真的進入薩克森-安哈特政府，影響還可能延伸到德國聯邦參議院（Bundesrat）。德國各邦政府透過聯邦參議院參與聯邦立法，人口超過200萬人的邦擁有4票，而且同一邦的票必須一致投出。AfD無法靠一個邦改變德國政策，但它將有機會從單純的國會反對黨，進入聯邦立法與聯邦邦政府協調的制度內部。
對歐洲來說，問題也在這裡。德國是歐盟最大經濟體，也是歐洲對烏政策、國防支出、對俄制裁與對中政策的重要決策者。AfD若持續成長，未來歐盟每一次要求會員國承擔經濟成本的外交決策，柏林都可能面對比現在更大的國內阻力。
這場選舉還有一個常被政治新聞忽略的面向，就是企業投資。
短期來看，44%的得票並沒有造成德國金融市場劇烈震盪，薩克森-安哈特本身的經濟規模也不足以直接改變德國總體經濟。路透Breakingviews因此把AfD崛起形容為一種「慢慢累積的經濟風險」。真正可能影響企業的，是政治碎片化讓勞動市場、退休制度、能源與產業改革變得更難推動。對薩克森-安哈特本身，問題更具體。
這個邦並非沒有工業基礎。化工、製藥與煉油產業約占全邦工業營收四成，能源價格、電力政策、國際人才和外資都直接關係到產業競爭力。目前德國企業界目前最擔心的因素之一，就是人才。
東德本來就面對人口外流與專業人才不足，如果政治氣氛讓外國工程師、研究人員、醫師或技術人員不願意搬到薩克森-安哈特，當地企業會更難招募員工。選後已經有移民家庭表示考慮離開，地方人士也警告，社會氛圍可能同時影響專業人才與外來投資。
梅爾茨在選前甚至公開警告，如果由AfD主政，可能讓國際企業重新評估是否投資薩克森-安哈特。
對台灣企業而言，這提供了一個新的德國投資判讀方式。
過去企業評估德國，通常看的是歐盟市場、供應鏈、能源成本、工資、稅負、補助與法規。未來「邦級政治風險」也應該進入選址模型。
尤其是需要大量國際工程師與外派主管的半導體、電子、機械、生技與研發型企業，除了看廠房價格和投資補貼，也要評估當地是否能吸引外國人才、國際學校與生活環境是否穩定，以及邦政府對能源轉型、移民、產業補助與行政審批的政策方向。
這並不代表企業應該撤離德國。德國的法治、歐盟單一市場與產業基礎仍然存在，薩克森-安哈特的選舉也還沒有決定AfD一定能夠組閣。然而企業需要重新理解的是，德國的政治風險已經不能只看柏林。
薩克森-安哈特43.8%的選票，透露出東部德國在經濟、人口、移民、能源與國家認同上的裂縫。這些問題如果無法被主流政黨處理，AfD的影響力就可能繼續從地方議會向邦政府、聯邦參議院，最後向柏林擴張。
到了那個階段，受到影響的就不只是德國的政黨政治，也會包括歐洲對俄羅斯、烏克蘭、中國與台海問題的政策空間，以及企業評估德國投資環境時所面對的風險。
現正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