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一廣場／3+11該究責？疫情決策困境才是重點

文／雨蒼

這陣子一直看到有人到處留言，問3+11是不是破口。這件事情指揮中心已經回答了，但我想談談的是這背後的問題，包含疫情決策的困境，以及想要究責的心態，以及回過頭來看網路評論是否妥適。

●疫情決策的艱難：價值的權衡、兩週後才知分曉

首先，針對疫情，無論是怎樣的決策，其實背後都有價值之間的拉扯。人員流動降低越多，雖然越可以阻止疫情的擴散，但是越少人流，對經濟的打擊也就越大；因此，人員的流動要降低到怎樣的程度？這一直都是在光譜與價值上的選擇。同樣地，疫苗的開發與緊急授權，也是在安全性跟時效中做選擇。這樣的權衡不是只有3+11，而是普遍存在所有的防疫作為。再者，防疫的決策在當下不會有即時的數字回饋，無法立即得知政策選擇是否正確，要到武漢肺炎的潛伏期一周到兩週之後的確診數字出來，才知道分曉。

▲防疫指揮官陳時中（圖／指揮中心提供）

光譜與價值的選擇是困難的，高舉單一價值去質疑卻是簡單且更容易被理解的。因此大家可以看到，當台灣選擇提高防疫警戒，或持續延長警戒時間的時候，總是有人跳出來喊，小商家要餓死了；當疫情趨緩要降低警戒，提高人流的時候，他們又跳出來喊，疫情可能會失控云云。偏偏，防疫政策的正確與否，不是立即就能得知，這也讓這些政治口水有借題發揮的空間。

3+11的政策也是如此。當時這個決策，是在飛航安全與防疫中間做選擇。許多機師在高強度隔離之下，一直難有跟家人接觸的空間。人是需要連結的動物，在這樣高強度防疫隔離之下，機師的心理狀態會出現問題，進而導致飛安的問題。因此，3+11的政策，就是在這樣的價值取捨之間所作出的選擇。

●隨意究責的心理，無助公眾討論

我能理解許多人因為疫情擴散、防疫升級而感到生活上的不快，因而想要究責。但是一方面，疫情傳播有許多政府難以掌握的地下經濟，中間的傳播路徑難以釐清歸屬；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是一回事，政策的執行又是另外一回事。制定政策不一定代表大家都照著做，有時候問題可能反而在執行的小細節上，這種責任也難以釐清。因此，面對這件事情，討論不該只停留在究責，而是該去釐清，有沒有更好的作法。

但是，人們的心理卻不是這樣運作的。當外界出了事情，導致自身行為必須改變的時候，有些人會想要找個對象來怪罪。《巨嬰國》作者武志紅曾在一篇專訪中提到這樣的心理狀態。他說，「巨嬰是沒辦法面對失控的，失控會引起巨大的無助感，他們需要將失控這件事從自己身上切割出去。」既然不能為自己的失控負責，那麼就一定要找到一個人去怪罪。

怪罪他人這件事情，事實上對於事情能不能做好，幫助不大。因為這樣只是找個人，把他踢下去。但如果沒有回到決策當下，釐清決策時所能看見的資訊、在當時所面對的價值權衡，那麼就算換個人上來，這個人一樣會在未來面臨相同的困境。如果我們總是用事後諸葛的態度來究責面對決策困境的人，結果就是大家都選擇不做不錯、沒有創新的保守選項，就會塑造無人想解決問題的社會。這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

回過頭來看3+11的相關討論，大家可以觀察，有人在討論更好的防疫作法嗎？他們在討論的時候，是不是只考量單一價值的面相，然後無限上綱？如果是的話，那這樣的討論對於後續的防疫精進並沒有太多的幫助；反而，只是徒增社會的混亂，逼著無辜的人背上十字架來替罪。

公共政策的治理是一門專業，在民主社會，當然人人都有權可以評論。但是，如果回到每個人，我們應該思考，我們的評論，究竟是在滿足自己怪罪他人的心理，形塑不做不錯的社會風氣，還是在幫助釐清問題、改善社會的困境？這件事情，我想大家都應該放在心中，慢慢想一想。

《作者簡介》雨蒼，公民記者